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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現實中的沖突卻不是靠一方的理解就能化解，在北京兒童醫院急診科接診的幾乎都是病情嚴重的患兒。可以說是醫院中最緊張最忙碌的科室，每天掛急診的孩子超過了400人，但急診室總共只有14位醫生值班出診，對他們來說除了累，最占精力的和最有壓力的和是醫生和患者家屬的關系，職責、辱罵甚至是動手，幾乎每天都在發生。

　　北京兒童醫院急診科護士李姸：

　　天天裝慫，時時裝慫，人家大聲我就小聲，都是這樣，人家罵兩句我就不言語。

　　解說：

　　李妍告訴記者，有一次因為給一個孩子樹液時，她扎了兩次，就被孩子家長粗暴地拉出了樹液室。

　　李姸：

　　你說現在人多精，輸完液之后，那些人就跑過來，然后把我拽出來了，拽出來然后拽著我胳膊罵我，罵完之后踹我。

　　解說：

　　這一年醫院給李姸頒發了最受委屈獎，但心里的傷痕卻還需要這位年輕的護士自己去治療。在北京兒童醫院家長不容易，始終處于高強度工作中的醫生也不容易，他們除了承載著壓力和風險，還有一份沉甸甸的責任。

　　高恒妙：

　　（除了）身體上的這種壓力、疲勞之外，更重的是他們的心理壓力，特別大，很少有人愿意干兒科，兒科急診就更沒人愿意干。

　　評論員：

　　在兒童醫院看病難，這種難應該說是各方面都感覺到難。首先我們來看是患兒難，因為他們這樣的一個年齡，首先是說不清楚自己到底哪難受，他表達不清。再有一個患兒這樣的一個年齡，因為他的免疫力并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病情變化會非常快，這是患兒難。

　　再看家長難，那么有了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得了病是病在孩子身上，疼在家長身上。那么孩子得了病之后，家長身上的這種焦急、無奈到了醫院之后掛不上號，這種非常疲憊甚至甚至恐懼，這種心情真是很難。

　　再來看醫生也同樣是難，我手里有一個數字，像兒童醫院的醫生，平均每天每人的接診量至少43次。那么，剛才說了由于孩子表達不清楚到底是到底哪難受，因此就需要醫生調動他所有的理論經驗，還有臨床經驗，再診斷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難，于是有分析說，其實造成兒童醫院看病難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因為兒童這個給兒童看病的醫生少，少到一個什么地步？我們不妨來看一個數字。

　　這是2011年的，全國兒童醫師是將近9.6萬人，兒科床位20萬張，那么我們來看每千名兒童是0.43名醫師，0.93個床位，如果要提到千分之一的標準的話，兒科醫師缺口是十幾萬人。這樣的缺少，那么肯定看起病來自然就是難。那么一難的話，這種難不僅是表現在每天的這種身體上，其實對于醫生來說更表現這種心理，剛才短片中也有醫生和護士一直在說，裝慫這兩個字，這是北京的口語和土語，它表現的是一種人在巨大的壓力和委屈之下，還要盡量保持一種平靜和若無其事，實際上對于醫生和護士來說，這真的是很難。

　　我們再來看一個數字，那么醫院場所暴利傷醫情況的調查，有將近40%的醫務人員有過放棄從醫的念頭，或者準備改行。那么28.4%醫務人員傾向于選擇自我保護性的診療的方式。兒童看病難的問題，應該說不是今天出現的，這是一個很長時間一直存在的問題。在目前我們說它，就希望各方都能夠去理解設身處地地為對方去著想一下。在2011年的時候本臺記者曾經蹲點過兒童醫院，幾年的時間過去了再一次蹲點有什么改變嗎？我們繼續關注。

　　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兒童醫院特級專家張金哲：

　　好容易擠進來了，半天排上隊，我們充分理解了這個你才能夠解決這個矛盾問題。

　　解說：

　　從91歲到94歲被稱為鎮院之寶的張金哲院士還在堅持察看病房，北京兒童醫院資源緊缺的現實仍在延續。依舊一號難求，依舊擁擠嘈雜，資源沒有改善門診量還在增加。2011年220萬，2012年265萬，今年7月又比去年同期增加近20%。

　　急診科能值班出診的依舊是14位醫生，他們分成五組，白班、小夜班、大夜班輪流，他們自嘲說，自己就像是五個串，串在一起一個也跑不了。

　　高恒妙：

　　受得了也得受，受不了也得受，沒有辦法。因為人員就緊缺到這種程度，如果有一個人不（上班），那就意味著另外一個人要多上班。

　　電話采訪本臺記者張萍：

　　因為急診號是不限號的，尤其是2013年全北京市所有發生危急狀況患兒轉院都是要由北京市兒童醫院來承擔的。

　　子碩媽媽：

　　沒有阿姨的小被子俺們被凍了是吧？是不是，睡著了吧？睡著了吧，說給阿姨。

　　子碩：

　　睡著了。

　　解說：

　　3歲的患兒沒有御寒的被子，就睡在醫院冰冷的走廊里過夜，這是記者在2011年拍到的一幕，白血病患兒馬子碩到北京兒童醫院，為了掛號子碩的爸爸、媽媽、伯父、堂哥四個人一整夜輪流排隊，爭奪大廳每天放出的血液科26個號，他們還被票販子趕走過一次。兩年過多過去了，北京兒童醫院的掛號男還有票販子問題有沒有緩解呢？

　　張萍：

　　變化最多的就是兒童醫院比以前更忙了，號比已經好掛了，號比已經好掛最主要的原因是兒童醫院自己內部進行了調整，神經內科的普通號加大號源，同時他們放開了特需號，保衛人員的管理比以前要更加強了。恩（但是）號販子更猖獗了，因為沒有什么處罰，最多就是罰50塊錢，或者是給他拘留五天，出來之后繼續倒號。

　　解說：

　　2012年以前號販子曾將現場預約掛號幾乎全部壟斷，一個號曾經炒到了三千元。這兩年為了緩解掛號難，兒童醫院采取了一些辦法，比如分層掛號，放開特需號，鼓勵醫生多出門診，15名醫生每天達到650人次，但是票販子問題卻依然是頑疾。

　　北京兒童醫院神經內科主任方芳：

　　我們掛出去20個號，但是都在號販子手里，也可能造成我們大夫8點多坐在這兒，他沒賣出去，或者賣的晚一點，家長就集中在10點鐘都上來了，所以就造成前兩個小時大夫坐在這等著病人。

　　解說：

　　兩年前白血病患兒小子碩曲折的求醫過程，曾令全世界振動，但是兩年來兒童醫院腫瘤化療室依舊狹小，血液科病房床位依舊非常緊缺，待建的兒童血液腫瘤中心因拆遷問題8年來進展緩慢。

　　北京兒童醫院基建外負責人李來順：

　　有時候站在12層往下看這個項目這個拆遷的地方，（胡亞美院士）特別感慨，說我能不能在我活著的時候，能看到這個項目建起來，這個我們聽著心里很難受，確實很難受。

　　張萍：

　　兒童醫院也呼吁，希望得到相關部門的支持，他們說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能夠把這個拆遷的問題談下來，然后明年能夠開始啟動建設項目，預計在2016年這個樓能夠投入使用。

　　評論員：

　　通過記者的報道我們知道，對于北京兒童醫院來說有兩個變化。一個是號好掛了，但是與此同時醫院更忙了？怎么看待這種變化，接下來我們就連線北京兒童醫院的院長倪鑫，倪院長您好，您現在給我們提供幾個數字，今天8月16號星期五，今天的門診量兒童醫院量是多少？

　　倪鑫：

　　主持人你好，今天的門診量目前我們門診還沒有結束，因為我們晚上開到11點，白天大概是掛了8500人，按照這幾天的數額來看，平均每天晚上大概1000到1200人，那么下來的話就應該是在9700左右。

　　評論員：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說了，這是一個暑期，暑期可能對兒童醫院來說這是一個旺季，那么跟平時相對地來比會多出多少每一天？

　　倪鑫：

　　暑期和平時的門診量相比的話，按照每年和今年總的來看要增長20%到25%的門診量。

　　評論員：

　　到了暑期你們就會更忙。您再給我一個數字，在這一萬個人里面人次里面，大概是疑難病大病是多少比例，常見病小病又是多少比例？

　　倪鑫：

　　那么在這一萬個人里面，我們常規大概是有三千左右，都是一些常見的發燒感冒的病人。那么，大概有另外三千左右，應當是來自于全國各地和來自于北京的一些疑難重癥。大概還有大概三千左右，應該是說在其他醫院就診過，或者是病人直接就來，也許不是說很難的，但是他認為兒童醫院就是放心了，大概這么一個情況。

　　評論員：

　　另外一個倪院長，我們都知道你們現在是超負荷的工作，不管醫院還是醫生，但是不管醫院也好，還是醫生也好，不可能永遠地超負荷下去，你們一定要有一個應對之計，目前你們的應對之計是什么？

　　倪鑫：

　　是這樣的，目前的這種超負荷從醫院應對來講，我在想主要從三個方面，一個是就是說我從空間方面盡量地擴大醫療用房，包括我們提前掛號，包括我們把整個流程改變，使病人最短時間能夠就診完離開醫院。那么從人員來講的話，剛才你也介紹了，我們大概是500多個醫生，我們從提早就診，然后包括我們增加了夜間門診，夜間專家門診和我們所有的檢查預約，從原來兩個夜，現在全部變成兩天，通過這些改進能夠盡量地使想到兒童醫院就診的病人來滿足他們的需求。

　　評論員：

　　你能一直這么做下去嗎？因為你現在應對暑期，接下來有沒有平時的狀態也這樣應對嗎？

　　倪鑫：

　　我想的這種狀態對于我們醫院來講，可以說應該已經達到這個極限了，那么再去做，因為在現有的人員前提下很難能夠達到這個要求了。

　　評論員：

　　另外，倪院長你作為一個兒童醫院的院長，給孩子看病的院長和給那些大人看病的醫院的院長相比，你感覺跟他們有什么不一樣？

　　倪鑫：

　　我感覺主要是從三個方面，第一方面壓力大了，因為對于兒童醫院作為一個兒童醫院院長來講的話，因為我們很多家長對孩子的這種期望值很高，所以說我們的醫生難度也大，作為管理者難度也大。第二個呢，我們就診的難度大，剛才你也說了兒科象征一個，孩子的病很難去看，而且孩子到了兒童醫院以后，沒有地方可轉診了，所以說我們壓力大了。第二，我們的責任大了，因為一個孩子健康不僅涉及到一個家庭，包括社會，甚至祖國的未來。另外一個我們沒有發，我剛才提到不可能再轉診了，到了北京兒童醫院如果看不好也沒法轉了。第三個，無論從國際還是國內，我們承擔了大量的公益性的活動，因此到這以后，感覺責任重大了。那么相應的就是呢，我們需要奉獻就更多總的感受，這是兒童醫院總的感受。

　　評論員：

　　好的，謝謝倪院長。

　　像北京還有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全國頂尖的醫療資源集中，那么與此相伴發生的也就是各種矛盾，也就相應地也就多了。那么對于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這些年來想出的辦法有什么，是什么樣的，有沒有可以借鑒的地方，我們繼續關注。

　　解說：

　　2011年秋，北京市衛生局發布關于加強綜合醫院兒科建設工作的通知。要求二級及以上醫院務必在2011年年底前全部恢復和病房建設，當時的現實是北京83所二級以上綜合醫院中，有16家醫院沒有設立兒科，而其中既有兒科門診，又有病房的，僅九有38所，還不到綜合醫院數量的一半。

　　全國醫院協會副會長陳曉紅：

　　這么多綜合醫院，把兒科都取消了，這個事實就說明了經濟效益的導向是不符合人民群眾的要求的。人民群眾對兒科的要求越來越高，可是我們卻在減少。

　　解說：

　　要恢復兒科門診和病房建設，不單單只于硬件的準備，更重要的是信心的建立和一線兒科醫生的儲備問題。就在北京市衛生局把通知下發的同時，在北京，同時上演著這樣矛盾的一幕，兒童專科醫院里患者扎堆看病，而普通醫院的兒科門診卻相對冷清。

　　家長：

　　兒研所水平好，人家啊，小孩一摸一看就確定了，就能確診了。像那有的不是專科的，去了以后，這也看，那也聽，又是驗指血、又是聽肺，聽了半天，最后還是確診不了。

　　家長：

　　因為大家都比較慎重，覺得孩子生個病都比較重視，擔心耽誤了，所以都要找一個信得過的醫院。

　　解說：

　　冷熱不均的現實背后是家長對基層醫院兒科門診規模小，有沒有兒科專業醫生，技術上是不是過硬的擔心，這樣的擔心還來自于一個統計數字。在我國，兒科專業醫師缺口超過20萬，因此比建立信心更緊迫的是，加大兒科醫生的儲備。

　　中華兒科學會副主任委員趙正言：

　　一個就是說我們要吸引更多的臨床醫學畢業的畢業生來從事兒科事業，大學的醫學院這個層面應該設立兒科專業、兒科系，使一些優秀的人才，成為我們兒科醫師的一個來源之一。

　　解說：

　　1998年教育部進行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調整，兒科專業在被調整之列，于1999年起停止招生，創建于1955年，國內四所最早開設兒科醫學專業之一的上海第二醫科大學，也就是現在的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兒科系也在其中。去年，上海交大在停止了13年后，兒科系重啟招生，30名臨床醫學專業兒科學方向的本科生入學，開始了五年的專業化學習。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副院長黃鋼：

　　實際上我們開設臨床醫學專業兒科方向，最重要的目的首先是招收一批牢固的醫學生，未來成為兒科醫生。

　　解說：

　　作為上海市唯一的一個開設兒科系的高等院校，四年后30名兒科醫生走上崗位，還遠遠達不到現實的需求量。當兒科醫生的需求還遠未滿足，由于收入低，工作壓力大，兒童醫生的人才流失卻還再繼續。當小兒科成為人們形容事情可以輕松搞定時的一句調侃，真正的小兒科發展卻急需重視。

　　評論員：

　　看完這個短片，我們看到了兩個尷尬。一方面是兒科醫師是非常短缺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兒科醫生還在不斷地流失這是一個尷尬。另外一個尷尬，就是一方面社區醫院門口兒科可以說是門堪羅雀但，但是另外一方面，像這種兒童醫院，北京兒童醫院這樣的大醫院都快擠爆了頭，怎么去面對這些問題，怎么解決這些問題，接下來我們來連線中國醫師協會兒科醫師分會的朱宗涵會長。

　　那朱會長您看現在大家都意識到了，兒科醫生太缺了。那么，剛才我們在短片里面看到，比如說像上海交大醫學院，他們紛紛重啟，而且像重慶醫科大學，中國醫科大學他們一直沒有斷了培養，那我們感覺這并不是太難，如果要是讓這些大學都重啟，能夠培養兒童醫生，這件事情有那么難解決嗎？朱會長。

　　朱宗涵：

　　這個問題應該講不是很難吧，主要是一個政策問題。

　　評論員：

　　什么政策問題？

　　朱宗涵：

　　因為我們國家在六十年代開始，很多醫學院就開始建兒科系，兒科專業，這些兒科專業長期為我們國家培養了大量的兒科醫生。可以說，現在大部分的兒科醫生都是由這些兒科專業培訓。1998年以后，1999年開始停辦了，這樣的話兒童醫生的來源就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如果這些原來的兒科系、兒科專業再恢復的話，又可以重新為我們國家培養需要的兒科醫生。

　　評論員：

　　您剛才說到一個政策問題是什么問題？

　　朱宗涵：

　　就是我想應該是方向，就像北京，像上海較大一樣，允許醫科大學醫學院，他們自己來決定我有沒有能力培養兒科。如果他能夠有能力培養兒科醫生，那不是解決很大的問題嗎？

　　評論員：

　　您的意思就是說主動權并不掌握在醫科大學的學的學校的手中？

　　朱宗涵：

　　對，因為1998年兒科專業是被撤銷了。

　　評論員：

　　但是我們看到，比如說上海交大醫學院他不是也在自己在恢復兒科的設置嗎？那怎么解釋？

　　朱宗涵：

　　這是他們自己的探索，自己的嘗試，它是對對方的，不是全部的政策，是對方自己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