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象鎮不是什么富饒重鎮，地僻財薄，能夠上得了正規學堂和書院的，都是些家境殷實的地主老財子嗣。這滿人的天下，平頭百姓想要出人頭地，僅僅靠讀點圣賢書，簡直難上加難。
自乾隆爺起，這“文字獄”就從未斷過。孟廣年的竹溪學堂一度遇到瓶頸，且不說經營起來勞心費神的，還要偶爾應付官府的督查。像這種私人開設學堂，雖然有地方政府的辦學許可，可時不時要受到學辦的打壓，不管他是不是鎮上僅有的有點名氣的教學機構。
朝中無人難辦事，好不容易跟地方官員疏通好關系，費了不少買路錢。可學辦的官員沒有收到厚禮，更像喂不飽的狼，他們稍有不樂意，學堂必遭殃，輕則繳納違規罰金，重則關門大吉，找到更厲害的官場角色作保，才能繼續營業。
孟廣年的苦楚哪有人體會得到？一大把年齡，唯一的兒子沒有考取功名求得一官半職，而是沉溺于舞槍弄棒，遠走他鄉，只說去拜師學藝，干出一番作為，七八年過去了，也沒有個書信報平安，生死未卜，不知行蹤。
家門不幸，事業更為不順利。
兢兢業業辦個學堂，本身沒有多少利益，卻惹得貪官污吏垂涎，肆意剝削。
雪上加霜的是，朝廷不知吹哪門子的風，突然頒布法令，不允許地方官員插手或經營地方學堂、書院等教學機構，否則，視其結黨聚眾，意圖謀反。這個不軌的大罪名扣在身上可不輕，逼得孟廣年的官場靠山不得以收斂起來，不再充當遮風避雨的保護傘了。好處是，學辦管得沒那么嚴格了，孟廣年終于可以喘口氣，重心全部放在講學上。
現在最大的問題，還是投資。學院想要經營下去，就要有熱衷教育行業的善人慷慨解囊，注入資金，扶持下岌岌可危的竹溪學堂。
芒縣鴻升米店的大掌柜申甫遠就是這樣一位大善人。
要說這申甫遠，可不是一般的商人，父輩因經營鹽業發跡，可惜朝廷看中其中的暴利，將食鹽的經營權強行收回，只允許紅頂商人做。可貴的是，申甫遠還是有些經營頭腦的，不靠投機倒把，竟然將大米的生意做得紅紅火火，在芒縣算是第一米行，盛極一時。
申甫遠的生意經不靠歪門邪道得來。他本身也是喜好讀書的文化人，可惜的是父命難為，家里的生意還要后輩接手的，所以只得棄儒從商。
難能可貴的是，申甫遠經商后并沒有忘記讀書，繼續深耕學海。普通的商人忙于生計，眼里都是錢財得失，申甫遠初心不改，聚集財富和文化鍛造本身就沒有矛盾，是相輔相成的。文化知識是武裝商人，增長見識的良方。
所以，但凡有教學的機構，或者與讀書有關的活動，申甫遠都會格外關注和重視，樂意急于物質上的扶持。申甫遠的樂善好施，在于教育行業，尊重讀書人，好與書香名流結交。
機緣巧合下，申甫遠這個芒縣人盡皆知的大善人，資助了竹溪學堂。沒有起死回生那么夸張，也是給快要干涸的池塘注入一汪清水，讓魚兒盡情遨游。
與其說孟廣年是幸運的得利者，不如說楚誼是個造化小兒，福氣和善緣讓人眼饞。
年幼的楚誼，在這陌生的城鎮，沒有可以依靠的親人，頓時感到孤獨無比。依仗孟廣年的庇護，也是一時的溫暖罷了，一個老學究，不像父親梁庸那般風趣幽默，在一起時笑語盈盈。也是，梁庸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不是任何人可以替代得了的。
寄人籬下的日子，并不是不好受，就是不自在。楚誼寄宿在學堂旁邊的善化齋已有一年之久，平日里除了讀書練字，就是在這一方之地練練功。練功與學業無關，是他自發的。以前在家梁庸教了一些基本的口技和說書把式，他熟記于心，不能因為上學堂生疏忘了本。學好養父教的本事，是對他最大的尊重和寬慰，也寄托了一種思念之情。
善化齋也是申甫遠等人聯合捐建的，收留離家路遠或者異地求學的學生。竹溪學堂所歸屬的四象鎮，學風雖然不濃厚，可是就這么一家比較正規的學堂，先生們也是名頭響亮。所以外地人前來求學，以圖早升太學，倒并不奇怪。
善化齋大小就十多間瓦房，雖然簡陋，可是生活條件并不差，又因為是免費住的，路遠不回家的索性就占著這個便宜。因此造成了人多房少的窘迫景象，往往三四個人擠在一間房內，睡著大通鋪。
年少的楚誼早已習慣這里，同宿舍的富家少爺何越卻從不安分。過慣了被書童伺候的日子，現在跟楚誼這樣的鄉野蠻童同住一室，擠在一起生活，渾身的不自在，與生俱來的優越感讓何越坐不住，喜歡找點茬子。
刺頭惹事的學生哪個學堂和書院都有，只要不出格，在學堂戒律規矩內的小打小鬧，身為監督的孟廣年是不會過多介入的。孩子嘛，有點頑皮的習性也正常，學堂是講學育人的地方，不是兵營，馴服不了頑劣分子。
鉆了空子，何越常常與身份比自己低的學生發生小摩擦，貪了口舌之快，自我滿足著，欺負同學成了他擺脫枯燥打發時間的一種方式。隨著身份卑微的同學的懦弱隱忍，何越的手段也越來越過分。仗著父親是塢城商賈會長，學堂的管事還要敬畏三分，更何況沒身份沒地位的寒門學子，又能奈他何？
楚誼不惹這樣的人，不代表他懼怕。之所以避而遠之，一是答應了梁庸，在學堂規矩讀書，不給信賴自己的老監督孟廣年添麻煩；二來不想與人摩擦生事后，孟廣年還要費心地保護偏袒，授人以話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