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明朝官場上掀起一場風波，史稱胡獄。其時間跨度之長，牽涉范圍之廣，在中國古代歷史上非常罕見。風波伊始，當朝宰相胡惟庸便以“謀不軌”罪被處以極刑，誅九族。繼而在近十年的時間里，有三萬余人受此牽連，先后被誅殺，其中不乏有李善長等明朝開國功臣。

　　不可否認，胡獄的爆發是明朝皇權加強的必然結果，但背后也折射出明太祖朱元璋“重武輕文”異端思想。而正是在這種思想的作祟下，朱元璋時期的文人走進了一個無法喘息的困局。

　　受淮西集團“武而少文”的影響，自朱元璋登基后，他開始有意無意地摒棄文人。

　　在朝廷上，朱元璋秉承“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思想，公開要求所有的功臣要主動接近儒士，學習所謂的“禮法”。然而，朱元璋心里卻始終認為文人無用，只能解決一時之需，決不可傾心相依。《大明律》有條規定便是他內心的真實寫照。

　　《大明律》載:“文官不許封公侯”。

　　誠如立下不世之功的劉基，也僅僅被授予“伯爵”，稱“誠意伯”。即便有個例外，李善長，最終也是全家七十余人一并被處死。

　　相較于前朝的君主，朱元璋對待文人不可謂不刻薄，明初一些士人時常懷念元朝舊主，無外乎就是在否定朱元璋的態度。從史書看，朱元璋在明初推行的是一種摧折文人的殘忍政策，使一大批文人橫遭摧殘和迫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文字獄。

　　朱元璋在位期間，文字獄屢見不鮮。據不完全統計，因文字獄被朱元璋處斬死的士大夫多達數百人。他們的被處死的理由十分荒誕，如德安府學訓導吳憲在文章中寫了句“天下有道”，朱元璋便認為“道”與“盜”同音，進而誣陷吳憲，說他是在暗諷朝廷，下令將其處死。甚至，像一千多年前的孟子，只是因為說過“民為貴、君為輕”，朱元璋都要取消他在文廟中配享的資格。

　　假若除去文字獄，朱元璋時期的文人也很難茍全性命。自洪武十三年以后，明朝陸續發生了“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藍玉案”四起大案。這些案件表明上看是為了打擊明朝的貪官污吏，實際上也是朱元璋對文人的泄憤。

　　據史書記載，因四起大案被株連的文人有數萬之多，其中相當多的文人都是無辜的，朱元璋是在有意濫殺。這導致明初許多文人寧愿弄殘自己，也不愿意到朝廷做官。正如《二十二史札記·明初文士多不仕》中所說：“文人學士，一授官職，亦罕有善終者”。朱元璋也在《大誥》中立下這么一條規定，即“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其對文人的歹毒程度，可見一斑。

　　除此之外，明初的文人被朱元璋束縛在“八股”之中。

　　明初即以八股取士，終明不廢。當時的考試全以朱熹的注為準，語氣要模仿古人，行文也要模仿古人，就連思想上都要向古人看齊，絕不允許自己有新的見解，否則視為出局。顧炎武曾在《日知錄·論文格式》中戲諷道:“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

　　可見，朱元璋時期的文人在“龐然大物”的打壓與束縛下，早已失去了讀書與做官的自由，這盛世并不能如他們所愿，他們唯一能做的，便是在這困局里兜兜轉轉，另尋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