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亦的糧研所之行，收獲滿滿，也累的一塌糊涂。

　　沈明來直接編寫了一段三字經(jīng)，“六月天，大中午，在稻田，來插秧，真要命，幸好有，半月粉。”

　　因為時間的關系，蘇亦并沒有麻煩錢詠文帶他過去華農(nóng)拜訪梁家勉教授。

　　雖然糧研所就在華農(nóng)附近，但蘇亦還是婉拒了錢詠文的提議。

　　他想認識梁家勉教授，但卻不愿意通過錢詠文的關系，畢竟，他現(xiàn)在是跟楊式挺學習，于情于理都應該通過楊老師的關系而非一面之緣的錢詠文。

　　當然，錢詠文的好意卻不能忘，所以，當天下午，蘇亦又拉著沈明繼續(xù)在稻田里面插秧了。

　　代價就是包圓沈明半個月的腸粉。

　　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有了沈明的“三字經(jīng)”。

　　去了一趟糧研所，又拜訪了省博一些老師之后，蘇亦的石峽稻遺跡相關論文終于可以動筆了。

　　粗稿完成之后，蘇亦又去找楊式挺等對方點評。

　　“你之前給我的論文大綱，主要提到兩點，第一是石峽栽培稻遺跡的發(fā)現(xiàn)和鑒定。而第二點則是從石質(zhì)農(nóng)具和栽培稻推測當時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階段。第一部分，你的數(shù)據(jù)很詳細，但第二部分，就顯得有些單薄，石峽出土的農(nóng)具方面你還要下一番功夫。”

　　“咱們做考古的，研究稻作起源，并不是簡單的研究而是古為今用，要通過栽培稻遺跡去推測新石器時代的農(nóng)業(yè)發(fā)展階段，要知道，你是學考古學的，而非稻作學，咱們可以從考古的角度去追溯稻作起源，卻不可能忽略考古的發(fā)現(xiàn)，不能本末倒置，這一點，你需要去觀看一下郭老主編的中國史稿。”

　　“除此之外，就是石峽稻遺跡的發(fā)現(xiàn)意義。這一點，你總結(jié)的挺好，我就不贅述了，主要還是第二部分，你需要補足一些資料，這一點，你去找老吳，他可以幫你，我這段時間需要處理佛山河宕遺址的發(fā)掘工作，所以，可能沒時間兼顧你這邊，希望你有一個心理準備，同樣，你論文完成之后，可能要跟我一起去河宕遺址的工地了。”

　　有了這樣一通點評，蘇亦只好繼續(xù)修改論文了。

　　然后繼續(xù)翻看郭老的中國史稿，76年的時候，這書出了第一版。

　　《中國史稿》是郭老主編，而非郭老親自撰寫。

　　撰寫者主要是社科院歷史所的專家。

　　六十年代的時候，這本書在編著過程中，存在了不少的爭議。

　　就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郭老抄襲北大鄒恒講義的爭議。

　　這件事涉及到不少人。

　　其中就包括實際負責主編尹噠。

　　主要是編寫組的人，招呼不打一聲就直接把鄒先生二十多萬的講義拿過來用，然后什么引用說明都沒有，甚至也不跟北大這邊打招呼，也沒有聯(lián)系鄒先生本人。

　　鄒先生得知此事后就找時任北大副校長兼任歷史系主任翦老。

　　當時，翦老去找時任北大校長陸平。

　　最后事情就傳到郭老的耳中，郭老追責，當時，中科院歷史所的人就過來北大道歉了。

　　只是，最后這事也不了了之。

　　沒法子，因為十年來了。

　　除此之外，《中國史稿》這書還有一個大的爭議，就是在中國古史分期上，直接采用了郭老的觀點。

　　也就是中學歷史課本里面說的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和封建社會三個發(fā)展階段。

　　把夏朝的建立，當作是是奴隸制社會開始的標志，從戰(zhàn)國初年（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是封建社會時期。

　　郭老的古史分期一直在學界就存在著爭議。

　　不少學者，直接就提出來中國沒有奴隸制時代。

　　不過，爭議是爭議。

　　主流學術觀念依舊是這個。

　　同樣，楊式挺讓蘇亦引用這本書的觀點也是原始社會部分，這部分，是不存在爭議的，就算有爭議也很小。

　　蘇亦放心用。

　　不過，楊式挺的告誡，也讓蘇亦關于栽培稻方面的資料收集告一段落。

　　他終究是學考古的，而非水稻學。

　　不過，石峽稻遺跡的發(fā)現(xiàn)意義是重大的。

　　填補了珠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栽培稻發(fā)現(xiàn)史上的空白。

　　所以丁穎教授在《中國水稻栽培學》，指出，“就江漢平原以至皖、蘇、浙各地稻谷出土遺跡的分布情況看，當時長江流域的水稻栽培也似比之黃河流域更為普遍，其栽培時期也可能比黃河流域為早。但在珠江流域迄今還未發(fā)現(xiàn)有新石器時代的稻谷遺跡，這是今后應該注意發(fā)掘調(diào)查的。”

　　好巧，石峽稻遺跡的發(fā)現(xiàn)，就填補這個空白。

　　由此可見，地處珠江流域的石峽新石器時代栽培稻的發(fā)現(xiàn)，其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不過，論文想要深入一些，除了論證稻作起源，還要以小見大，通過稻遺跡去推測新石器時代的嶺南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階段。

　　而這個方面缺少不了農(nóng)具出土物。

　　石峽遺址下層及壹、貳、叁期墓葬出土的三百多件石钁、鏟、錛、鑿等生產(chǎn)工具中，屬于農(nóng)具，主要是石钁、石鏟，以及一部分器型較大的石錛。

　　“石峽遺址出土的石钁和石鏟都比較罕見，其中石钁共計出土18件。但，這種農(nóng)具卻非常重要，因為它們與稻谷共存的，都是從108、80、104、43號墓發(fā)掘出來的。除此之外，探訪11和探方86中也發(fā)現(xiàn)了三件。”

　　吳振華說，“這種石钁一般比較厚重，可以用來掘土和墾植，若與石鏟配合，或可用以開挖溝渠，有了這種農(nóng)具，就給種植水稻提供了必然的條件。”

　　沈明感慨，“所以說，從人類進化的角度來看，會制造并使用工具是人和猿人最根本的區(qū)別，因為工具可以幫助我們提高生產(chǎn)力和效率。”

　　蘇亦點頭，“不過新石器的人類已經(jīng)跟猿人沒啥關系了。”

　　吳振華不發(fā)表議論，而是問蘇亦，“關于石钁的資料，你做過其他的收集整理嗎？”

　　蘇亦點頭，“這種式樣的石钁，湖南安仁縣安坪司遺址出土過，東南沿海地區(qū)未曾見過。”

　　湖南安仁遺址是六十年代發(fā)掘的新時代遺址，發(fā)掘簡報就在當年的《考古》期刊中收錄，恰好，省博資料室還保留原版，所以查詢起來并不費勁，這也是蘇亦唯一找到的有關于石钁描述的論文。

　　也被他列為論文引用。

　　等沈明跟蘇亦到省博庫房觀看這些出土物的時候，這個家伙才吐槽，“也直到這個時候，才感覺你像一個考古人，哪像之前，不是游山玩水，寫生畫畫，就是上山下鄉(xiāng)，稻田插秧，不知道還以為是廣美或者華農(nóng)的學生，哪里有一個北大考古學子的風采，完全就不是不務正業(yè)嘛！”

　　這個家伙，對于蘇亦昨天拉他去糧研所插秧怨念不小。

　　這不，現(xiàn)在火氣還沒消呢。

　　不僅如此，等蘇亦研究石峽出土農(nóng)具的時候，他又說，“也就你心大，咱們省博那么多老師，這些年不知道跑石峽工地多少次了，都沒動筆，你這個家伙倒好，才來省博多久啊，甚至連石峽遺址都沒有下去，就敢動筆寫石峽稻遺跡的論文了。你這算不算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啊？”

　　結(jié)果，蘇亦還沒說話，吳振華就忍不住瞪了他一眼，“你好意思說蘇亦，他才來咱們省博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到處忙里忙外，收集資料寫論文，你倒好，畢業(yè)分配到咱們省博多少年了？有過一篇文章嗎？所以，你現(xiàn)在倒是長出犄角反怕狼了！”

　　沈明尷尬，“我這不是醞釀嘛，這不，快好了！”

　　吳振華說，“你的文章是哪吒嗎？”

　　沈明懵逼，“啥？”

　　吳振華說，“如果不是，需要在肚子醞釀三年嗎？”

　　原諒蘇亦，很不厚道的笑了。

　　說著，吳振華不理他，就指著庫房存放的石钁說，“這種農(nóng)具的特點，就是長身弓背，兩頭有刃，上刃窄，下刃寬。窄刃的一頭钁身短，寬刃的一頭钁身長，猶如現(xiàn)今的鐵鎬。最大的一件長31、上刃寬3.8、下刃寬6、背厚4.6厘米。其裝柄方法，參照常型石钁的裝柄法，推測是用一根“T”字形的木桿，將其上部貼緊钁身中部，然后捆綁固定。”

　　說到這里，吳振華停頓一下，“日后，咱們省博做相關陳列展覽的話，才會復制木柄，現(xiàn)在嘛，基本上沒有可能，畢竟文保修復室的專家忙的很，短時間光是石峽的陶片修復就足夠他們忙乎了。不過，你懂手繪，到時候，可以手繪一把帶木柄的石钁圖片放在論文上，會有很直觀的閱讀體驗。”

　　這個提議，蘇亦是采納的。

　　當場，就拿起書寫本手繪。

　　等他按照吳振華的描述，手繪完帶柄的石钁，沈明就忍不住發(fā)出一聲驚嘆，“我去，你這手藝絕了，可以跟咱們考古隊的老曹曹子鈞老師媲美了。”

　　見蘇亦疑惑，沈明才解釋，“曹老師也是咱們工作隊的，主要是協(xié)助考古繪圖，當年廣美附中畢業(yè)就到咱們省博工作，是一個手繪很強的前輩。”

　　蘇亦恍然。

　　當年的美院附中畢業(yè)，又工作那么多年，手繪技巧有多強就可想而知。

　　沈明拿他跟對方做比較，蘇亦只當他夸獎了。

　　不曾想，吳振華卻說，“小蘇畫得更有靈性，老曹畫得太一板一眼了。”

　　噗！

　　蘇亦忍不住捂臉。

　　他這是速寫啊。

　　對于這倆外行，他是不太愿意繼續(xù)討論手繪了。

　　蘇亦只好說，“吳老師咱們繼續(xù)說石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