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時分，蘇亦騎著三輪單車，拉著許婉韻從北大招待所往西門公交車趕。

　　單車后座上，則坐著許婉韻，此刻的許姐姐，并沒有穿著裙子，寬大的墨綠色軍裝褲，讓她多了幾分颯爽。

　　在晚風的吹拂下，稍微凌亂的發絲，卻讓人顯得愈發的柔美。

　　這是兩種矛盾的氣質，卻相得益彰，一下子，讓她成為燕園傍晚最靚麗的風景線。

　　三輪車貨架上放著許婉韻的行李還有攜帶的各種特產。

　　等他騎著三輪單車出現在招待所樓下的時候，許婉韻也滿臉愕然。

　　連連感慨，她這個北大長大的姑娘都沒有他會利用資源。

　　而邊三輪單車，則是蘇亦拉著馬世昌去食堂大叔借的，呂遵額教授可以借三輪車去裴文中先生家里拉書，蘇亦覺得自己跟食堂大叔借一下買菜用的三輪單車也是可以的。

　　也確實沒啥問題，一份小特產，換取單車一個小時的使用權，足以。

　　主要是許婉韻的行李不少，那么多回禮的特產，燕園又大，本來許婉韻是不打算蘇亦相送，但他還是堅持了。

　　才認識沒多久，又是送特產又是送書，這樣的熱心大姐姐，蘇亦也沒法無動于衷心安理得享受對方的好。

　　實際上，許婉韻是凌晨的火車，但是這個年代海淀到城里的交通極為不方便，沒啥出租車不說，公交車也少，只好提前趕去，為此，必須待在火車站候車室多等幾個小時，要是晚點的話，在火車站熬一個通宵也是有可能。

　　蘇亦本來是打算直接送許婉韻到火車，被對方拒絕了。

　　因為她同行的，還有兩女一男，都是從上海到BJ復試考生，這種情況下，蘇亦也沒有堅持。

　　臨別的時候，許婉韻還讓他有時間可以去上海找她，還給他留下她家在復旦的住址。

　　如果擱后世，這種臨別，一個擁抱少不了，奈何，現在是78年，所以，蘇亦也只是獲得許婉韻一個摸頭殺。

　　實際上，他們考古專業五人組，許婉韻并不是第一個離京的人，第一個離京的是姚華山，老姚復試結束的第二天就直接離開，因為他們考古所缺人干活。

　　然后，第二個離開的就是黃妘萍，今天早上走了。

　　許婉韻是第三個。

　　現在只剩下他跟馬世昌了。

　　所以等他告別許婉韻，繼續蹬著三輪單車回招待所的時候，馬世昌就過來串門了。

　　也是跟他道別的。

　　馬世昌是明早走。

　　他要回敦煌，路程比所有人都要遠，或者說都要偏遠。

　　然而，馬世昌并不只是過來跟他道別那么簡單。

　　他也是過來送禮的，而且，巧合的是，也是送書，“聽婉韻說，你對敦煌學感興趣，所以特意給你帶來這本書，不過我只有卷一，剩下的，我也沒有，所以你如果感興趣的話，未來就要靠自己收集了。”

　　說著，就把一本書遞給蘇亦。

　　上面則是一排法文：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下面還有一行較小的字母：PAUL PELLIOT.

　　蘇亦愕然，“馬哥，法文原版，這書也太貴重了吧。”

　　拿到這本書，蘇亦也是一陣感慨。

　　好像他這些同門師兄師姐，都喜歡送他禮物，而且一送就是送書。

　　之前，馬世昌就已經給他一份宿白先生關于敦煌的講義《敦煌七講》，這本講義是當初宿先生去敦煌做專題講課，然后講課內容被編撰成為講義并沒有出版，只是后來敦煌研究所開始油印出來才在內部流傳。

　　沒有想到，今天又給自己一本書。

　　送禮的風格如出一轍。

　　甚至，姚華山離開的時候，也給他一本《西安半坡》，實際上，黃妘萍也沒有落下，她離開的時候也給蘇亦一本，《云南晉寧石寨山古墓群發掘報告》，包括許婉韻贈送給他的《洛陽燒溝漢墓》，這這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有代表性的考古報告。

　　估計這幾個老大哥老大姐都擔心，他沒讀過本科，也沒有參加過田野發掘，所以，都有意識給他送這些書，讓他補充這個短板。

　　然而，現在馬世昌更加過分，直接把法文原版都拿過來了。

　　馬世昌搖頭，“貴不貴重，我不知道，這是我當年在舊書攤上淘來的，沒幾個錢。”

　　生怕蘇亦不信，他說，“你馬哥我又能夠有多少錢啊，當年淘到這本書的時候，還挺高興的，不過我這些年一直在敦煌，照片上的畫面已經深入我的腦海中，估計此生難忘，已不需要借助其他人的指引了，所以我覺得你比我更加需要這書，而且，它是法文原版的，普通人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連英文都整不明白呢，更不要說法文，恰好，你的英文很好，再努力點學法文，贈送給你最合適，不然，我就算給老姚，他也看不懂。”

　　說到這個份上了。

　　蘇亦還能夠說什么呢。

　　普通人，看到這本書的話，會一臉懵逼，蘇亦則還好。

　　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大概就是《敦煌石窟》，作者保羅·伯希和。

　　然而，它還有一個大眾比較熟悉的名字《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里面有大量珍貴的敦煌石窟實景照片。

　　這是第一個把敦煌翻譯成外文的人，這也是為什么敦煌會是“TOUEN-HOUANG”，而非“DUN-HUANG”.

　　因為這玩意就是法文而非英文。

　　要知道后世都是用“Tunhuangology”來代替敦煌學。

　　只要是跟敦煌學有關的著作，外文名字有Pelliot，基本上指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

　　他昨天跟許婉韻說了敦煌經書被盜賣一事，說了王圓箓王道長也說了斯坦恩，但盜賣敦煌藏經洞文獻的外國人，除了斯坦恩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最為著名的人物，那就是伯希和。

　　所以才說伯希和既是一個學者，又是一個曾經從事文化掠奪的強盜。

　　伯希和的故事也很傳奇。

　　只是昨天還沒有講完的故事，今天由老馬同學來講了。

　　“1906年，伯希和在法國政府的支持下，進行為時大約兩年的中亞考古調查，他的足跡遠達西疆喀什和庫車托木舒克地區以及甘肅的敦煌石窟。”

　　“在敦煌考察期間，不但為莫高窟數百座石窟編排窟號，并拍攝許多石窟內部塑像和壁畫的照片，是第一位對敦煌石窟做全面記錄的學者。”

　　“在敦煌，伯希和通過與王道士多次會談，最終以500兩銀子成交，從而獲得了6600卷精品，其中古藏文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此外還有二百多幅唐代繪畫與幡幢、織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雖不如斯坦因多，但卻是精品，好多都是孤本，研究價值遠高于斯坦因所購之物。這批文物現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法國吉美博物館。”

　　說著，馬世昌指著手中的書說，“這本敦煌石窟就是他在這期間拍攝編撰成冊的作品。”

　　其實，伯希和的故事，蘇亦也不陌生。

　　但馬世昌難得有談興，他也不好打斷對方。

　　畢竟，不同的人，對同一個故事，是有不同的解讀的。

　　與英國斯坦因相比，伯希和來到敦煌雖然晚了近一年，但他的收獲，卻要豐富得多。

　　當然，他也比斯坦恩更豪爽一些，斯坦恩只給了五個馬蹄銀，差不多相當于200兩白銀，他買的比斯坦恩少，還多給了300兩，所以，王道長也難得豪爽，藏經洞的經書也隨他挑。

　　當初，官府下令封存藏經洞。

　　王道長把經卷偷偷賣給斯坦恩的時候，心中也慌得一筆，奈何，一年多過去了，啥事沒有，王道長也放寬心了。

　　所以等伯希和出現的時候，他的膽子就大了不少。

　　隨便給他挑選了。

　　如果不是最后事情敗露了，估計王道長還在賣書籌錢修繕大殿。

　　然而，當時把發現藏經洞的消息傳遞出去的人并非中國人，而是伯希和本人。

　　他把敦煌文物系數運回巴黎之后次年返回BJ。

　　不過這一年，光緒和慈禧相續去世，舉國哀傷，誰還有興趣理會西北沙漠中的小洞窟。

　　然而，當伯希和把他獲得一些藏經洞文當著中國學者面，拿出來炫耀的時候，這些經卷卻震驚了倆人——羅振玉跟王國維。

　　這也是為什么，昨天許婉韻會感慨羅振玉是一個厲害的人物。

　　因為他雖然跟王國維都發現了這些敦煌經卷的價值，然而，他當時在清政府學部任職，有官方影響力，所以在他呼吁之下，藏經洞剩余的經書才得以保存。

　　實際上，也沒保存多完整。

　　因為當這些經書從敦煌藏經洞搬出運往BJ的時候，一路上，也莫名失蹤了不少，大部分都是官員中飽私囊，私吞收藏。

　　對于王圓箓、斯坦因、伯希和的三人之間的故事，在敦煌一待就是十幾年的馬世昌只會比蘇亦更加熟悉。

　　甚至，還有不少是蘇亦不知道的事情。

　　甚至，聊著聊著，都聊到伯希和跟宿白先生的師承關系了。

　　“啥情況？據我所知，宿先生應該沒有法國留學經歷吧。”蘇亦問。

　　馬世昌說，“宿先生沒有，但是他當年的老師馮承鈞先生卻有，馮先生早年留法的時候，可是師從伯希和。馮先生歸國后還到北大任教，擅長邊疆史地研究，也是著名的學術翻譯家，馮先生在抗戰期間由于健康的原因未能南遷昆明，一直留在北大任教，直到46年去世，馮先生不僅對宿先生的學術方面有巨大的影響，還在工作上給予不小的幫助，當年北大從昆明回遷的時候，原北大的不少師生都受到不小的影響，當時，作為研究生的宿先生也沒有著落，好在有馮先生推薦，才能在北大圖書館獲得圖書編目的工作。”

　　蘇亦恍然。

　　弟子不必不言師之過。

　　這個過，不是過錯，而是過往的時候，就需要慎言了。

　　馬世昌也慎言。

　　他口中的原北大，不是搬遷到燕園的老北大，而是日偽時期的“偽北大”，當年，北大搬遷到昆明，成立西南聯大，然而，同一時期，北京城里面也有一個北大成立復課。

　　宿白先生就是在這個時期讀的偽北大，而偽北大的學生主要是來自于華北、東北這些淪陷區。

　　抗戰勝利后，偽北大的師生之所以受到影響，主要是傅斯年的態度。

　　1945年抗戰勝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堅決不聘抗戰期間未隨學校南遷而留在日軍占領下的偽北大的教員，并直言漢賊不兩立，連握手都不應該。

　　不過對于學生，他是寬容的。

　　他說：“但學生經過甄別和補習，可以接受……青年何辜，現在二十歲的大學生，抗戰爆發時還不過是十二歲的孩子，我是主張善為待之，予以就學便利。”

　　這其中，受到沖擊最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嗯，還有考古學家容庚，一位在金石學，甲骨文上有深厚研究的學者。

　　然而，馮承鈞雖然也在偽北大任職，但他跟其他的教員不一樣，北平淪陷這年，他正好五十周歲，患風癱病，癱瘓在病床上，無法到校并讓學生到自家中，圍著病床聽自己用微弱的聲音講授《西域史》。

　　這種老先生，是值得敬佩的。

　　又有何人，會去呵責這樣一位為了生計、為了青年、為了學術而堅守的老先生呢？

　　這段歷史，蘇亦也不算陌生。

　　而，宿白先生是東北人，當年也只能在偽北大就讀，44年畢業，結果，一畢業就失業，因為當時的偽北大都被解散了，畢業生政府還認嗎？

　　好在，有了馮承鈞的力薦才有機會留在北大圖書館任職。在圖書館任職一年多后，又跟隨向達先生在文研所讀研。

　　從此，在圖書館和文科研究所邊研究、邊工作、邊讀書、直到解放后的院系調整才離開圖書館，被調入考古教研室。

　　這是后話。

　　蘇亦跟馬世昌心照不宣的沒有提及。

　　然而，今晚馬世昌過來，除了贈書之外，還讓他讀書，讀的并不是這本《伯希和敦煌石窟圖錄》，而是《白沙宋墓》。

　　跟之前眾人贈送基本上一樣，《白沙宋墓》同樣也是建國初出版考古專著。

　　而且，跟之前的著作一樣，都是從無到有建立的一系列考古發掘標準。

　　“51年的時候，宿先生主持河南禹縣白沙鎮的3座北宋雕磚壁畫墓的發掘，然而，這份報告，一直到57年才可以出版，作為建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報告之一，在無例可循的情況下，宿先生確立了十分明確的編寫體例和標準，嚴格區分了報告主體和編寫者的研究，是非常了不起的，值得你好好研讀。”

　　“這書有一個鮮明的特點，注釋部分的字數比報告正文還要多，通過這些注釋，你就可以感受到宿先生深厚的學養和扎實的文獻功底，這本書，估計就是百年后，依舊是經典著作，如果你真的要追隨先生的學術足跡，務必要認真研讀。”

　　馬世昌嚴肅的表情，讓蘇亦意識到他此刻的態度又多么的認真，這話并不是說說而已。

　　蘇亦鄭重點頭，“師兄，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