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紹瑜對京中局勢的判斷，最大的收獲在于：

　　太子已然無暇顧及本王，甚好。

　　如此，他經營濟陰的方略便可少些朝中阻力。

　　比李逸稍晚，蘇霖之也將京中局勢的變化秘奏梁帝。

　　李逸能查出來的事，典簽府探子自然也能，而且要更多更準確。

　　于梁帝而言，京中局勢仍在可控范圍之內，或者說，是按照他的布局在演化，并未出圈。

　　引起他興趣的是，蘇霖之帶來的另外一個消息：

　　“魏帝已準和議，并遣正使前來，已出洛陽?！?p>　　“魏國正使何人？”

　　“魏帝近臣，中常侍宗煥。”

　　宗煥官位雖僅四品，卻乃魏帝恩幸，于北魏朝中地位尊崇。

　　然比之南梁正使南康王蕭紹瑜，卻顯得有失分量。

　　梁帝原本以為，魏帝會命元沐為正使，元睿則是代行正使之權，或者另差一親王前來。

　　命宗煥為正使，說明魏帝或許對元沐失去了信任，朝中親王或許皆有所命，無暇分身。

　　不論如何，一旦元沐失去了和議主導權，戰馬交易勢必要受到影響。

　　若魏帝欲拋棄元沐，則意味著戰馬交易的終結。

　　而這乃梁帝關切所在，他問道：

　　“戰馬交易進展如何？”

　　“初至睢陵，九殿下便與元睿達成了首筆交易，戰馬一萬匹，只待與彭城王交割?！?p>　　蕭紹瑜自然要奏明梁帝，實際的物資與戰馬交割，要由梁帝派人就近落實。

　　畢竟物資掌握在梁帝的手中，梁軍也急需戰馬補充。

　　他的使者已在路上，只是沒有典簽府探子快而已。

　　聞報，梁帝露出了滿意的笑容，不禁贊道：

　　“九郎辦事，還是蠻有效率的嘛，朕心甚慰。

　　蘇卿，該死的溫柔能否達成，便看你的了。”

　　“臣已命手下，暗中破壞魏使南下沿途橋梁，并設路障于陸，或許還會有盜賊出沒，畢竟魏國境內很不太平嘛。”

　　蘇霖之有備而來，早有部署，奏對從容淡定。

　　“很好，秘調銀光紙、松煙墨的差事，進展如何？”

　　遲滯宗煥，便可確保戰馬交易繼續進行，梁帝之心稍寬，又關心起給蕭紹瑜供貨了。

　　銀光紙、松煙墨的生產作坊，遍布建康四周，并非僅限于城內。

　　未免驚動京中的太子，梁帝秘令蘇霖之秘調建康外圍庫存。

　　“臣差百人，分頭秘調，已在趕往睢陵的路上?！?p>　　這件差事，蘇霖之同樣辦得很漂亮。

　　50方松煙墨、5000張銀光紙分散到百人，每人墨不足1方，紙不過50張。

　　如此，完全可以做到無聲無息，似乎根本不存在這件事。

　　“給九郎捎句話，官辦作坊的尋常紙墨，從朕這進貨，朕只取三成之利，還蓋章?！?p>　　梁帝也在為戰后諸事發愁，他果斷決定與范雍“公平競爭”尋常紙墨的供貨權。

　　短期之內，除了蕭紹瑜這筆生意，他也別無他選。

　　太府寺最大的進項來自于云錦，此刻恰值青黃不接，原料斷供之際，指望不上的。

　　有些作坊又是不完全面向民間的，如東西冶，多用于滿足梁軍軍需。

　　面向民間的作坊，也要面臨競爭的問題，而在競爭方面，南梁朝廷還未必競爭得過地方士族。

　　如官辦造紙作坊所造紙張，標價明顯高于市價，原因自然來自于內部腐敗。

　　比如紙官大量安置親朋故舊，人多了，所需薪酬自然就多了，也就是人力成本增加。

　　而這些走門路的人，干多干少都是照拿薪酬，嚴重缺乏生產積極性，甚至可能就是在吃空餉。

　　同理，造紙所需原料，紙官也可從親朋故舊手中采購，采購價必然高于市價，如此才能你好我也好嘛。

　　而采購價過高的原因，則必須是原料品質很高，物有所值。

　　歸根結底，造紙作坊是皇家的，紙官不過是給梁帝打工的廠長。

　　旱澇保收之下，他是不關心盈虧的，倒是能多撈點是一點兒。

　　當然，賬目絕對經得起梁帝派員查驗。

　　即便是精于算學的太府卿祖暅之親查，也查不出問題，因為問題出在那一串串數字之外。

　　多年來，匯聚到梁帝處的結論便是：

　　官辦作坊成本太高，缺乏競爭力，故收益難以保障，很多時候甚至還要賠錢。

　　若不是因為朝廷省寺府司，及地方各級衙門尚須供應，梁帝早就裁撤虧錢作坊了。

　　有官員建議從民間采購，既便宜又省心，何必費力不討好呢。

　　財政拮據的梁帝，自然是要試一試的。

　　結論卻是：政府采購所需還要高于官辦作坊的生產成本呢。

　　精明如梁帝，自知此舉不過是換了一批蛀蟲，還不如維持現狀呢。

　　他也想過徹查，法辦一批貪官，但理智告訴他不能。

　　如紙官，不過小吏，卻勝在人多勢眾，且多出身寒門富戶或是下品士族。

　　他們的力量不可小覷，一旦激起反抗，恐怕最終妥協的還得是梁帝。

　　與其如此，不如引而不發，至少可以掩蓋矛盾，維持和諧大局。

　　至于稅關，收益逐年下降，雪崩式下降，如今已是聊勝于無了，同樣是一筆爛賬。

　　大宗商家走稅吏門路偷稅漏稅，小民百姓做些小買賣又收不了多少稅。

　　為了應付差事，地方稅吏皆加重盤剝小民百姓，隨意抬高稅率。

　　往往買賣收入還沒稅收得多呢，比如一擔柴不過賣5~10錢，卻要收20錢的稅。

　　日子久了，百姓也就放棄了，稅吏也就沒了盤剝對象。

　　如此，南梁各地便出現了一副奇怪景象：

　　商業繁榮，大宗商家賺得盆滿缽滿，太府寺所轄稅關卻是門可羅雀，稅收寥寥。

　　繁榮之下的百姓，則是民生困頓，村莊凋敝隨處可見。

　　與之形成強烈反差，地方豪富士族之家房屋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

　　以此觀之，南梁痼疾之深，并非僅是土地兼并那么簡單。

　　準確說，是士族對小民百姓，全方位的剝削壓榨，還是沒有底線的那種。

　　更是士族與朝廷爭利，枯竭朝廷稅源而肥己。

　　南梁士族的強勢還表現在：在南梁，鹽鐵并非朝廷專賣。

　　據史料記載，南梁諸州郡私家鹽井的數量遠遠多于朝廷。

　　冶鐵就更不用說了，南梁朝廷僅有太府寺轄下的東西冶，冶鐵作坊在數量上同樣無法與地方士族相比。

　　漢唐明清朝廷最大的稅源，竟然也被南梁士族瓜分了！

　　《梁書·武帝紀》載曰：

　　魏帝遣正使中常侍宗煥，赴睢陵與帝洽商和議。高祖愁安撫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