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一下商籍的問題。

　　這個本來不想多說了，因為商籍這種事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但看到很多人一直拿“商人是賤籍”說事，不得不在此普及一下。

　　首先，時代是進步的。

　　“士農工商”是先秦時期管子提出的理念。

　　原文在《國語·齊語》和《管子·小匡》里都有記錄。

　　典故叫“四民分業”。

　　尤其是《管子·小匡》記載“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也就是四民不分貴賤，是國家的柱石或者基石。

　　這里的“士農工商”是并列的。

　　開始的時候，士顯然指的是軍人。

　　后來，士演變為統治階級的代名詞。

　　再后來，讀書人掌握話語權，士又演變為讀書人的專屬。

　　等到了明清時候，已經過去千年。

　　但這時候的戶籍制度，也不是“士農工商”這么簡單。

　　具體我就不說了，只說一點。

　　那就是明朝無商籍，清朝也只有一些鹽商為了科舉附了商籍。

　　可能有人覺得不符合“固有認知”。

　　然而，類似這樣的事還有很多。

　　就好比你和人說《大明律》里的條款，但他就說“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這樣樸素的法制觀念，大概還停留在上古時期吧？

　　還有說起進士的年齡，很多人不看朝代。

　　只會提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可這是唐朝的詩啊！

　　這其中的代際差異之大，我簡直無法形容。

　　還不能說完全不對，只能說在某種程度上，思想被固化在某個歷史階段了。

　　用現在話來說，就是沒能與時俱進。

　　現在再說回本書里，薛家的定位。

　　原著明白寫著“仕宦名家”，我也用我的解讀盡量為大家還原了。

　　就算不接受也行，可若真有很多人以為有的“低賤的商籍”，這種大家族會被編入？

　　但凡薛家的人腦子正常，也不會改成賤籍吧？

　　護官符上的“金陵四大家族”，是本省公認的。

　　顯然頂多只是開始衰落，還沒倒臺呢！

　　我知道，說到這里肯定還是會有人和我杠，

　　就像我說原著里，薛寶釵管薛姨媽叫“媽”。

　　有人說原著的叫法也不符合古意。

　　那我只能說，您是比紅樓作者懂古人的。

　　“商籍”的結論說完了，那就是：

　　在明清時期，相當于沒有商籍這回事。

　　現在再說說“士農工商”的問題。

　　對于“士農工商”，我的觀點是：

　　封建社會的階級，不能簡單的套用“士農工商”。

　　而是該【用辯證的方式，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

　　很多時候，很多事都可以找規律。

　　但規律不是一成不變的鐵律。

　　“士農工商”無論是定義，還是包含的階層。

　　在千百年來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

　　比如商人，肯定有小商小販路邊攤，他們絕大多時期地位都很低。

　　但也有皇商，是皇帝的近臣。

　　帶個“皇”字，那他的地位就會隨著皇權而變。

　　一般來說都是不遜勛貴的存在。

　　除非讀書人，開始掌握話語權。

　　當讀書人開始掌握話語權，那么不止皇商，勛貴的地位也會有所下降。

　　因為讀書人要的是相權，是和皇權是對立的存在。

　　但讀書人在每個朝代的不同時段，地位也是不同的。

　　比如明朝。

　　洪武和永樂都殺了不少讀書人，可見讀書人也就那么回事。

　　反而當時依附皇權存在的權貴，地位就極高。

　　永樂開始組建內閣，當時也只是提供施政建議的地方。

　　也就是相當于一個顧問團，并沒有太多權力。

　　到了仁宣之后，國勢越發穩定。

　　內閣逐漸掌權，開始搞座師同年門人弟子。

　　讀書人的地位也跟著提升，逐漸掌握話語權。

　　這時候依附皇權的權貴，也慢慢被邊緣化。

　　我要說的觀點，也很明顯了吧？

　　那就是地位高低，就看是誰掌握話語權。

　　所以我的觀點就是：

　　【讀書人的地位高不高，看相權是否壓過皇權。

　　皇商和勛貴的地位高不高，就看皇帝是否集權。】

　　現在再說回本書的背景。

　　作者結合原著，寫的是王朝第三代。

　　我也在書中明確寫過，此時正處于轉型的拐點。

　　讀書人的地位開始上升，開國勛貴的地位逐漸下降。

　　但是，這個是大趨勢，還遠沒達到讀書人壓制勛臣的地步。

　　如果是凸顯讀書人的身份，非要說皇商、勛貴地位低下。

　　那這個背景設定，就應該在王朝中后期。

　　只有這樣才合理。

　　這就是作者想說的，結合大背景看“士農工商”地位。

　　如果看到這里，您還覺得有問題。

　　比如某些人高喊著：

　　“士農工商不是開玩笑的”

　　“作者你不懂士農工商”

　　“你根本不懂歷史”

　　那作者只能說：

　　很遺憾，是我費力不討好，沒有按照您的固有認知去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