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于女真族人實行科舉的意見
女真人興起于東北地區，文化落后，政權建立之后始制自己的文字。然在短短的四十余年間，就專設女真策論進士科，舉行策論進士考試，這不能不說是女真族人文化發展上的一大進步，是女真社會飛速進化的標志。
自從完顏希尹和金熙宗分別創造女真大小文字并頒行以來，女真統治者極力推廣，他們從選送學童培養識字入手，興辦女真字學校。至世宗大定之初，用女真文字譯漢人經史等書，更大力推行女真文字。大定十一年（1171），經過一段女真人學習女真文字之后，開始議及策選之事。女真人的策選進士的倡議，始于完顏思敬。大定九年（1169），完顏思敬以宗室身分任樞密使，上疏給世宗，論五事，其首就是建議女真人可依漢人以文理選試。女真人的策論進士之置議，完顏思敬實開其端。但是，此議當時被擱置起來，很可能是世宗認為條件尚不成熟的緣故。三年之后，大定十一年（1171）“始議行策選之制”。［12］據《金史》卷99《徒單鎰傳》得知：完顏思敬的意見被世宗下尚書省議，尚書省奏說，“初立女真進士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試、廷試，止對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設國子學，諸路設府學，并以新進士充教授，士民子弟愿學者聽。歲久，學者自當眾，即同漢人進士三年一試。”尚書省同意了進行女真進士的考試，且提出先不定期考試，設女真學校等意見，是金世宗認為條件不具備又擱置起來。直至大定十三年（1173）方依據尚書省的意見，正式實行女真人的策論進士考試。《金史·徒單鎰傳》：
“十三年八月，詔策女直進士，問以求賢為治之道。侍御史完顏蒲涅、太常博士李晏、應奉翰林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剌杰、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奚□考試鎰等二十七人及第。鎰授兩官，余授一官。上三人為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
《金史》卷51《選舉志》：
“乃就憫忠寺試徒單鎰等，其策曰：‘賢生于世，世資于賢。世未嘗不生賢，賢未嘗不輔世。蓋世非無賢，惟用與否，若伊尹之佐成湯，傅說之輔高宗，呂望之遇文王，皆起耕筑漁釣之間，而其功業卓然，后世不能啟及者，蓋殷，周之君能用其人，盡其才也。本朝以神武定天下，圣上以文德綏海內，文武并用，言小善而必從，事小便而不棄，蓋取人之道盡矣。而尚憂賢能遺于草澤者，今欲盡得天下之賢而用之，又俾賢者各盡其能，以何道而臻此乎？’憫忠寺……中選者得徒單鎰以下二十七人。”
據上所述，大定十三年開始實行女真策論進士考試，為不定期舉行的考試，也是女真族人歷史上第一次舉行科舉考試。此次考試沒有鄉試和府試，只有會試和御試，試策論一道，答卷限五百字以上，內容為結合當時政治需要的論題，只取二十七人。這開始了女真策論進士的考試。它表明了女真社會在進步演變中，完全接受了漢族的文化影響，在培養和選拔人才問題上，沿襲了漢族的科舉取士的辦法。
金世宗既熱衷于推行女真文字，又大力推行漢族儒家思想，是以努力于漢人經史書籍的女真文字翻譯。《金史·徒單鎰傳》：“（大定）十五年（1175），詔譯諸經，著作佐郎溫迪罕締達、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楊克忠譯解，翰林修撰移剌杰、應奉翰林文字移剌履講究其義。鎰自中都路教授選為國子助教。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嘗到學中與鎰談論，深加禮敬。丁母憂，起復國史院編修官。”世宗對第一批錄取的女真策論進士情況十分關心，“世宗嘗問太尉完顏守道曰：‘徒單鎰何如人也。’守道對曰：‘有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當以劇任處之。’又曰：‘錳容止溫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世宗對女真策論進士的考試制度是十分擔心的，惟恐被漢族知識分子嘲笑。但是，他仍堅持這種做法，要以此培養女真族人才，作為金政權統治的骨干力量。
大定十六年（1176）規定：女真策論進士考試，皇家兩從以上親及宰相之子，可直赴御試。皇家袒免以上親及執政官之子，可直赴會試，其它人要經府試。從這個規定中我們可以看出：世宗進行女真策論進士考試的目的，就是為了培養女真貴戚、官僚的子弟，讓他們精通統治之術，以成為金政權統治的核心力量。
大定二十年（1180），由于女真人興辦府學已經八年，其學大振，因之決定女真策論進士考試與漢人進士試相同。《金史·選舉志》：
“至二十年，以徒單鎰等教授中外，其學大振。遂定制，今后以策、詩試三場，策用女真大字，詩用小字，程試之期皆依漢進士例。”
又規定，女真策論進士試于來年八月二十五日于中都、上京、咸平、東平等路四處府試，余從前例。
至此，策論進士考試制度才轉入正軌。可是，金世宗仍然為之擔心，惟恐因此遭到抨擊。據《金史·選舉志》記載：“上（世宗）曰：‘契丹文字年遠，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雖立女直字科，慮女直字創制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為后人議論。’丞相（完顏）守道曰：‘漢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圣賢漸加修舉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譯經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漢人文章矣。’上曰：‘其同漢人進士例，譯作程文，俾漢官覽之。’”世宗以遼政權有契丹文字而未舉行契丹文科舉為由，擔心女真策論進士試的做法遭人恥笑，特別怕漢人官吏的瞧不起，因此下令用漢字翻女真字程文，讓漢官閱覽，以觀效果。至大定二十三年（1183），世宗這種擔心仍然存在。他說：“女真進士設科未久，若令積習精通，則能否自見矣。”還是對女真策論進士之舉，不作肯定。實際上女真人當時盡管一些人學習了漢人文化，但水平依然很低，其為女真人中著名之文人，也不甚精通。如完顏匡。完顏匡先為豳王允成府的教讀，后為皇太子允恭聘教章宗、宣宗兄弟，身為太子侍讀，應該對漢文精通，但是其漢文程度依然很低。據《金史》卷98《完顏匡傳》記載：
“二十五年，匡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三月甲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御使把內剌、國史院編修官夾谷衡、國子助教尼龐古鑒進稟，策題問‘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匡已試，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匡曰：‘臣熟觀策問敷教、措刑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抵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我只欲問教化、刑罰兩事，乃添振紀綱一句，命刪去，李晏固執不可，今果誤人矣。’謂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答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人，仆散訛可中在四十五人，后除書畫直長。匡與訛可俱為侍讀，匡被眷遇特異，顯宗謂匡曰：‘汝無以訛可登第怏怏，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二十八年（1188），匡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讀如故。”
完顏匡身為皇太孫的教師，參加策論進士考試，首先是府試不中；次則會試得中，御試不知“振紀綱”一句為何意，其文化程度確實很低，而太子顯宗允恭為其不中而惋惜。整個看來，女真人雖然經過一段對漢文化的學習，但其文化程度依然很低。無怪世宗為恐人抨擊而擔心。
二策論進士制度的發展與衰落
大定二十八年（1188），世宗向宰相說：“女真進士惟試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預備。今若試以經義可乎？’宰相回答說：‘五經中書、易、春秋已譯之矣，俟譯詩、禮畢，試之可也。’上日：‘大經義理深奧，不加歲月不能貫通。今宜于經內姑試以論題，后當徐試經義也。’”［13］世宗想提高女真策論進士考試內容的水平，要試以經義，但是由于當時漢族儒家的五經，沒能完全由女真文字譯出，不能考試，因之，決定可由經中出論題，使之熟悉，以求逐漸發展。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又詔加女真策論進士考試中添置論作。《金史·選舉志》：“七月，省奏，如詩、策、論俱作一日程試，恐力有不逮。詩、策作一日，論作一日，以詩、策合格為中選，而以論定其名次。上曰：‘論乃新添，至第三舉時當通定去留”。女真策論進士的考試，先只是作策，大定二十年（1180）方增加試詩，至此又增加試論。女真策論進士考試內容至此策、詩、論三者具備，說明對策論進士的考試要求愈來愈高，其考試內容的逐漸充實，證明這一制度正在逐漸發展。
明昌元年（1190），章宗又擴大了照顧參加策論進士考試人員的范圍。第一，規定猛安謀克愿考試進士者，可以參加女真策論進士的會試，不能直接參加御試。只許參加女真策論進士的考試，不得參加漢進士的考試。這實際上是打破了世宗時期不許猛安謀克參加策論進士考試的規定，突破了徒單克寧猛安謀克不得進入太學學習的規章，是女真策論進士制度發展的表現。第二，規定其它女真官員官至五品散階者，可以直接參加禮部主持的策論進士的會試；官職皆至五品，可以直接參加御試。這種規定擴大了直接參加御試的優待范圍，證明女真官員包括官職五品以上者有參加策論進士考試者。這也說明了女真策論進士制度的發展。
明昌元年，策論進士考試的府試地點，由原來的四處，增加BJ、西京、益都等三處，共為七處，兼試女真經童。規定：“凡上京、合懶、速頻、胡里改、蒲與、東北招討司等路者，則赴會寧府試。咸平、隆州、婆速、東京、蓋州、懿州者，則赴咸平府試。中都、河北東西路者，則赴大興府試。西京并西南、西北二招討司者，則赴大同府試。BJ、臨潢、宗州、興州、全州者，則赴大定府試。山東西、大名、南京者，則赴東平府試。山東東路則試于益都。”此考試地點的增加，不僅為了方便于考生，更說明了參加策論進士考試人數的增加，考生遍布各地，策論進士之制有所發展。
承安二年（1197），策論進士之制又有所發展，章宗下詔策論進士限丁學習。規定：內外之官員、諸局分承應人、武衛軍、若猛安謀克女真及諸色人，戶有一丁者不許應試，兩丁者準許一人應試，四丁者許二人，六丁以上許三人。但是，三次終場在，不在驗丁之限。限丁習學的規定是為了保證女真生產丁壯和兵源人數，也有普遍推行女真文化的含義。但是，這是女真人社會風俗的重大改變。女真人過去是丁壯皆兵，平時生產，有事皆為戰士。此時，擁有了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他們專習經史，準備作官，已經和原來的民族習俗不同，由來的尚武之風為之一變。可是，這里出現了一個矛盾，就是女真人限丁學習文化參加策論進士考試之后，能否保持女真猛安謀克的武勇之風，是否削弱了兵士的戰斗能力？為補救習文則尚武之不足，承安三年（1198）又有策論進士在應試之前先試弓箭的規定。《金史·選舉志》：
“三年，定制，女真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試進士舉，于府試十日前，委佐貳官善射者試射。其制，以六十步立垛，去射者十五步對立兩竿，相去二十步，去地兩丈，以繩橫約之。弓不限強弱，不計中否，以張弓巧便，發箭迅正者為熟閑。射十箭中兩箭，出繩下至垛者為中選。余路委提刑司，在都委監察體究。如當赴會試御試者，大興府佐貳官試驗，三舉終場者免之。”
這種文進士應舉先考弓箭的規定，似乎不倫不類，但是，它產生于特定的歷史環境之中，也可以理解。金統治者一方面熱心于讀書科舉，努力引導女真族人掌握他們認為的經國治世的儒家之學，以造就自己的統治人才；另一方面又害怕丟掉傳統的尚武之風，擔心女真族人耽文而棄武，影響猛安謀克戰斗力的下降，因此，想出文人參試之前，先試弓箭的辦法來，以求彌補。為了造就兼通文事武功的人才，他們確實是煞費了苦心，這也標志著女真策論進士的考試內容更進一步地為政治統治服務的意向，策論進士制度進一步的完善并具有女真人的特點。可是，此舉也產生了不同的意見。《金史·選舉志》中又說：
“四年（1199），禮部尚書賈鉉言：‘策論進士程試弓箭，其兩舉終場及年十六以下未成丁者，若以弓箭退落，有失賢路。乞于及第后試之，中者別加任使，或升遷，否則降之。’省臣謂：‘舊制三舉終場免試，今兩舉亦免之，未可。若以未成丁免試，必有妄匿年者，如果幼，使徐習未晚也。至于及第后試驗升降，則已有定格矣。’詔從舊制。”
賈鉉不知金統治者試策論進士弓箭的深意，他站在漢族封建儒家傳統思想立場上的說法，必然引起掌握實權的尚書省的反對，章宗當然采納尚書省的意見，仍然維持了原議，策論進士照例試以弓箭。
在泰和年間，又對女真策論進士考試內容加以充實，以時務策參以故事，及疑難經旨之問，策論進士考試內容日益艱深。
金宣宗南遷之后，興定元年（1217），下詔令中都、西京等路，策論進士和武舉人權于南京、東平、婆速，上京四處府試。這是因為中都、西京等路受蒙古兵的掠劫，不能正常舉行府試的緣故。金的科舉至此而衰，女真策論進士考試亦然。
興定五年（1221），宣宗賜女真策論進士斡勒業德等二十八人及第，覽閱程文，發現應試人數少，因問宰臣，回答說：大定時隨處設立學校，諸謀克貢三人或二人充生員，給以錢米，以養之。泰和年間，生員每人例授地六十畝，供給既優厚，所以學者多。現在京師雖然仍興辦府學，僅月給通寶五十貫而已，所給甚少。如果在諸路總管府和有軍戶的地方設立學校，并供養生員，可以使人數增多。現京師府學已有生員六十名，請再增加四十人。中京、亳州、京兆府并設置學官于總管府，以謀克內不隸軍籍者為學生，人給地四十畝。漢族學生在京師者也享受同等待遇，其余州府仍如舊日之定制。宣宗下詔執行這種辦法。但是，此時，金之統治已經搖搖欲墜，特別是財政經濟已經崩潰，規定執行起來也很困難，因此，女真策論進士考試制度已經衰落。
三女真策論進士的作用
從金世宗時起的女真策論進士制度，是女真族統治集團為培養、選拔女真族人才的制度。金統治者在統治北方的百余年中，實行女真族統治為本的政策，這一政策在世宗時期表現最為集中和突出。在經過熙宗、海陵時期的內部爭權奪勢斗爭之后，金初的完顏宗族勢力大為削弱，為了適應文治的需要，推動女真族進步，依靠有文化的女真人維護統治，因此，金世宗大量興辦女真人學校，實行策論進士考試選拔制度。這個制度實行的結果起了重大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一，為金政權培養和選拔了一些女真族中的人材，為金政權的存在起了重大的維護作用。據《金史》記載，在大定之后許多金廷重臣多是女真策論進士出身，他們實際上掌握著金政權的重要權力，對金政權的統治和維護不遺余力，特別是在金統治衰微的末年，他們對金政權的殘存起了重大的作用。如大定十三年所錄取的女真策論進士的典型人物徒單鎰，章宗時官拜參知政事，衛紹王時又拜尚書右丞相，宣宗時為左丞相，許多問題上見解明敏，是當時統治集團中的重要人物。完顏伯嘉，明昌二年策論進士，他在貞祐年間，屢任重職，其保護河東的意見極有見識。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1120）策論進士，宣宗南遷，用于山東，為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他拒守東平，曾竭力鎮壓農民義軍，為金政權效死力。完顏阿里不孫，明昌五年策論進士，興定元年（1217）官拜參知政事，權右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婆速路，他對穩定金政權的東北局勢起了重要作用，“敏于吏事，能治劇要”［14］納蘭胡魯剌，承安二年（1197）策論進士，不畏權貴，敢于懲治豪強，在兵亂之中，能夠“完城郭，繕器材，料士壯為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備御之策。鹽米儲待，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15］溫迪罕達，蓋州按春猛安人，明昌五年策論進士，他于興定元年任侍御史時建言說：“遼東興王之地，移剌都不能守，走還南京。度今之勢，可令濮王守純行省蓋州，駐兵合思罕，以系一方之心”。［16］預為金政權留一條退路，不可謂之無有明見。完顏素蘭，至寧元年（1213）策論進士，宣宗時任監察御史，哀宗時官至參知政事。完顏素蘭之弟完顏奴申，也是策論進士，哀宗時任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哀宗出逃歸德，奴申等總諸軍留守汴京，崔立之變時被殺。赤盞尉忻，明昌五年（1194）策論進士，哀宗時任尚書右丞，死于崔立之變。
在女真策論進士中有幾位突出的人物，一位是完顏仲德，他是泰和三年（1203）策論進士，歷任州縣，為金末的杰出人才，哀宗逃往蔡州，全靠他支撐危局，金亡，他死于難，元人對他評價極高，認為是金政權南遷之后的唯一無瑕人才。另一位是烏古論德升，為明昌二年（1191）策論進士，他堅守太原，奮力守御，城破自盡而死。蒲察婁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1203）策論進士，后官至河東路宣撫使。他將兵救郡州，死于難。女真策論進士在金末死于兵難者不少，現列表統計如下：
┌──────┬─────┬────────┐
│姓名│中試時間│死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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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夾谷守忠│大定廿二年│鞏州被夏攻破死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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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速嘉安禮│大定廿八年│觀州破死于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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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古論榮祖│明昌二年│守寧海州、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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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古論仲溫│大定廿五年│抵抗蒙古兵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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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古論德升│明昌二年│守太原城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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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合蒲剌都│承安二年│守潞州城而死│
├──────┼─────┼────────┤
│蒲察婁室│泰和三年│救鄜州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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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林答乞住│大定廿八年│救中都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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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龐古蒲魯虎│明昌五年│戰潼關死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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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顏訛出虎│大定廿八年│守沂州城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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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割貞│大定廿八年│守晉安城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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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滿胡土門│策論進士│守臨洮不屈死│
├──────┼─────┼────────┤
│烏古孫仲端│承安二年│死于中都│
└──────┴─────┴────────┘
應該看到，這些女真策論進士雖無特出的人才，但卻各盡其努力地為維護金統治服務。他們中間也確實也些庸才，如抹撚盡忠、完顏□等，但畢竟是少數。總之，策論進士之選還是有些人材的。
第二，提高了女真族人的文化素質，推動了女真社會向封建制度的演進。金政權建立后女真族方有自己的民族文字，熙宗、海陵統治時期，女真族人才選送學童學習女真字。世宗接受漢族儒家思想，命以女真文字譯漢人經典史籍，一方面使女真兒童學習女真文以保存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也應是當時懂漢文之女真人數甚少的緣故。金世宗倡導讀漢人經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培養了一些女真人材，對這些人材的使用必須有一個合法的途徑，這就是女真策論進士考試產生的背景。金統治至世宗時趨向鞏固，經濟上也有了恢復和一定的發展，時南北和議重新達成，世宗又推行保守統治政策，這些提供了女真文化發展的經濟、政治條件。
女真策論進士的產生，說明了女真族人經歷了識字和以文字闡述思想的階段，這標志著女真族人在文化上已經擺脫了文化發展上極端落后的局面，這是女真社會在文明進化上有了飛躍的進步。女真策論進士考試的內容，不超出儒家的傳統治世思想，這可以由金代對女真策論進士考試試題的內容看出，無論是《金史》卷51《選舉志》所載的對徒單鎰等考試題目中，還是在《金史》卷98《完顏匡傳》所記載的完顏匡應試題目里，都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這說明女真族中的讀書士子，已經廣泛地接受了漢族的封建文化思想，這強有力地推動了女真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演進。從考試形式上看，女真族的策論進士考試，多模仿了漢族科舉制度的形式，但是又具有女真族自己的獨特風格，這就是規定在文字考試之前，要有弓箭的考試。任何民族在歷史上向先進民族學習中，除模仿之外，總還要帶有自己民族脫胎的痕跡，女真族人當然也不例外。女真人在策論進士考試中還摻雜著弓箭之試，也正是這種痕跡的表現。金代的策論進士考試制度，至章宗時而盛，由宣宗南渡后而衰，其發展與金政權的盛衰相一致。在金末，許多女真策論進士在抵抗蒙古、西夏侵掠戰爭中自盡而死，說明他們已經依據封建思想的品德要求行事，封建的說教已經在他們的思想中扎根。當然，在金末，這些策論進士除個別的人掌握一定權力，有一定的影響力之外，金軍政兩方面大權的主要決策者還是那些女真貴戚和世襲猛安謀克人員，這也是金政權終不能擺脫滅亡命運之所在。
金代對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還是很重視的，這是歷史事實。以一個在文化上相當落后的民族，用武力征服北方地區后，能在短短時期里較迅速地重視文化教育的發展，接受比較先進的思想和文化，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進步。金政權在科舉制度中，不僅設有常舉，還設有制舉。章宗明昌元年（1190）設有制舉，專選漢人。《金史·選舉志》：“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學宏材、達于從政等科，試無常期，上意欲行，即告天下。聽內外文武六品以下職官無公私過者，從內外五品以上官薦于所屬，詔試之。若草澤士，德行為鄉里所服者，則從州府薦之。凡試，則先投所業策論三十道于學士院，視其詞理優者，委官以群經子史內出題，一日試論三道，如可，則廷試策一道，不拘常務，取其無不通貫者，優等遷擢之。”又有宏詞科之設。“宏詞科試詔、誥、章、表、露布、檄書，則皆用四六；誡、諭、頌、箴、銘、序、記，則或依古今體，或參用四六。于每舉賜第后進士及在官六品以下無公私罪者，在外官薦之，令試策官出題就考，通試四題，分二等遷擢之”。這些科目的設置，偏重于策論和實用。金政權之所以設女真策論進士試，也體現了他在文化發展的實用原則。由此，所起的作用切實，推動了女真文化和社會的發展。
第三，證明了女真族人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以聰敏著稱于世的民族。女真族在興起之前，生活在交通比較閉塞氣候酷寒的東北邊睡地區，其族人在獨特的自然條件下勤勞勇敢，憑著自己的艱辛勞動，維持著自身的生存，他們事必躬親，腳踏實地，不管是上山采集或捕獵，以至下水捕魚，刳木為舟，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勞動，方能獲得維持生存的基本條件。民風樸實，刻苦耐勞。女真民族統一之后，金政權的建立和發展，憑借武力占有中原地區，這使他們開闊了眼界，接觸了先進的漢文化及生產關系，他們在此過程中覺察到自己民族的落后，是以奮起直追，致力于向先進的生產、文化學習。在經濟上，他們迅速地形成了以農業耕種為主，以屯田制為核心的農業經濟，適當地發展了手工業和商業，恢復和發展了北方的自然經濟。在政治上，也較快地適應了統治需要的中央集權的君主統治，用“漢蕃分治”的辦法，形成了統治北方的政治格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使周圍政權向其臣服納貢，是實力強大國家。在軍事上保持著猛安謀克的獨特組織，屯駐北方各地區，形成軍事力量網絡。在文化上，快速地創造了女真文字，接受了遼、漢的先進文化和思想，培養出了自己的知識分子。這一些，無可辨駁地證明著女真族是歷史上擅于學習的民族之一。女真族人經過一百余年的在中原地區的學習過程，其社會演進到了封建社會，但政權也終于滅亡了。女真族人在歷史上付出了昂貴的學費，但是，終于摘掉了文化，經濟落后的帽子，這對女真族人說來是值得的，是應該肯定的。
注釋：
［1］《金史》卷51《選舉志》。
［2］同注［1］。
［3］同注［1］。
［4］同注［1］。
［5］《金史》卷9《章宗紀》。
［6］《金史》卷15《宣宗紀》。
［7］《金史》卷89《梁肅傳》。
［8］同注［1］。
［9］同注［1］。
［10］同注［1］。
［11］《金史》卷108《侯摯傳》。
［12］同注［1］。
［13］同注［1］。
［14］《金史》卷103《完顏阿里不孫傳》。
［15］《金史》卷103《納蘭胡魯剌傳》。
［16］《金史》卷104《溫迪罕達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