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五，我正下令進行軍事動員和物資集結準備討伐袁術，突然從雍州傳來消息說爆發了大規模的瘟疫——天花。因為雍州和豫州之間有大量的人員往來，這場瘟疫必然會傳到豫州來，只是時間問題。我趕忙復員軍隊，取消集結的命令。我培養人才經營豫州多年，好不容易有了如今一點點規模，可不舍得讓天花給糟蹋了。好在我知道怎么種牛痘，擁有這張對付天花的殺手锏。
我在收到天花的消息的第一時間就跑到大學醫學院，把如何對付天花的手段告訴了張仲景和華佗，并且保證能夠絕對有效。兩人雖然將信將疑，但因為一直以來十分相信我的本事，所以也就答應試試看。我還教會他們如何盡可能防止自己被感染，給他們提供了一些酒精和釅醋做消毒用。
張仲景以最大的犧牲精神，率領一群敢于為醫學獻身的弟子們用了五天時間奔赴疫區買到了四頭病牛，這些病牛得了天花，它們自己卻不會倒下，不過是身上出痘而已。他們把病牛用馬車拉回家里，一路上雖然小心但還是毒倒了很多牲口包括拉車的馬。但被牛傳染的天花病毒殺傷力大減，張仲景和幾個弟子種了痘之后也很快感染了，但沒有病倒，而是很快康復了。張仲景知道人對天花具有終生免疫力，這一下更加放心大膽地大肆研究——反正他自己是決不會被天花弄死了。得到了少量驗證之后，很多醫學院的學者們也都接受了種牛痘，結果效果都很好。這一下引起了巨大轟動，醫生們簡直不敢相信這么簡單一個方法就能把這樣強大的天花給制服了。
華佗聽說了這件事，他也來親身體驗了一下，果然是有驚無險地過去了，由于人對天花的終生免疫力大家都知道，所以醫生們放心大膽地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推廣，他們花了些錢買了四五百頭健康的牛作為痘源，大量地從牛身上獲取牛痘接種到人身上，那些接種了之后的醫生們幾乎整天呆在牛棚里忙個不停。
為了支持張仲景和華佗他們對天花的原理性研究，我送他們倆每人一架我玻璃廠最新出品的可調焦顯微鏡，并且教會他們如何使用它進行研究。再也沒有什么東西比顯微鏡更能夠讓兩位神醫高興的了，他們幾乎都要給我跪下來。華佗用顯微鏡研究身體構造，神經、血管和淋巴肌肉之類，而張仲景則用來研究寄生蟲、中藥等等。我估計著只要再多造幾個顯微鏡很快就會出現一大批微生物學者和細菌學家。至于接下來嘛就是對抗生素的研究了。
在顯微鏡下，張仲景果然找到了很多小東西，甚至包括一些細菌，雖然小，它們卻厲害得很。張仲景猛然發現自己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全新的醫學世界里面，興奮得幾乎每個小時都給我拍電報跟我匯報各種各樣的收獲。
華佗也是一樣，他拿了顯微鏡到處亂看，看螞蟻、看蚯蚓、看細菌、看細胞等等等等。我的顯微鏡雖然粗糙，容易模糊，而且不容易看清楚微生物級別的小東西，但畢竟還是好使的。我倒是很愿意多送一些顯微鏡給他們，不過顯微鏡實在太珍貴了。
制造顯微鏡需要用到幾塊比較小的高質量玻璃和比較小巧精密的機械裝置，后者還好說，制造透鏡需要進行精心的磨制，廢品極多，成本實在很高。不過依靠目前的工藝現有的規模一個月磨制二十塊各種透鏡還是可以辦到的。目前這些鏡片主要用來生產放大鏡、顯微鏡、望遠鏡和光學研究用透鏡。考慮到高質量玻璃的市場價格比黃金還貴得多，這可真是一個極度昂貴的行業。就算是我，要給在醫學院里的每一位醫生們配發顯微鏡也是力所不及，只不過每個月能給兩臺。醫生們輪流使用顯微鏡，有的人等不及就自己磨制，但更多的人排隊使用顯微鏡，時間是非常短暫的。資源寶貴，人可以休息，顯微鏡從不休息。
天花是這時代最強大的傳染病之一，大概每隔四五十年總會來一次大規模流行，十幾年來一次地區性小規模流行。由于雍州的天花，豫州漸漸陷入了恐慌之中。在花了一個月緊急培養了一大群懂得種痘的醫護人員之后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下令所有的機關人員、大學學者、家族成員和軍隊軍官必須強制種痘。目前我們的醫療能力也只能達到這個水平，至于老百姓么，我也只能鼓勵他們種痘，就不強制了，只是讓各級官員公布和推廣了種痘的方法。
聽說是我動員大家種痘，豫州人民表現出了對我的極大信任，雖然他們明明知道接觸感染了天花的病牛也許就是殺身之禍，但出于對我的信賴，很多老百姓自己動手采集牛痘進行烘培種痘，一時間豫州長了天花痘的牛都被搶光了。沒有辦法之下，我也讓人特意感染了很多健康的牛，作為牛痘的來源，不過那畢竟很慢，趕不上我們需要的量。還好因為這時代絕大多數都是自然經濟，小農經濟，農村比較閉塞，來往人員很少，人口流動也不太多。所以我采取措施，進行一定程度的隔離也可以達到一定的防治效果，至于運氣實在太壞的人，那我也沒有能力給數百萬民眾一起接種牛痘。早知道要出天花，我十幾年前就可以推廣了，現在真是懊悔極了。
農村里的人往往在聽說了外界流傳天花之后便會封閉起來，禁止人員外出，也不讓外面的人經過。士族的農莊也有這方面的經驗，每逢遇到瘟疫就會下令閉門謝客，一些爆發瘟疫的農莊被強制隔離，撤出沒有被感染的人而讓感染的人自生自滅。
這時的中國人AB型血比較多（O型血是東南亞人的代表血型，此時中國人還沒有對東南亞大規模殖民，故O型血極少。），這種血型是一種比較新的血型，顯著的優點是抗病能力強，因此中國人對流行病的抵抗能力和生存率比起東南亞人和歐洲人古老的O型血要強得多。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歐洲人記憶深刻的強大瘟疫在中國的史書里面卻只是一筆帶過，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史家不太注重發生在平常人身上的事，但也說明中國的傳染病暴發造成的危害并沒有歐洲那樣猛烈。
盡管如此，瘟疫就是瘟疫，我還是采取了大量的措施。
我下令在各城市，各集鎮實施宵禁，禁止不必要的社交活動和人員流動，下令關閉市集，所以交易全部停止，避免過于集中和過大的人流。我還下令實施城鄉隔離，禁止農村人離開村莊，禁止城里人出城。因為豫州物資充足，因此只是生活受到些影響，不至于造成饑荒之類。在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老百姓并沒有反抗和非議我的這些斷然措施，城里人吃了幾個月咸菜干菜，吃不上蔬菜水果。而農村人沒有油鹽農具可買，生活也受到了不小的影響。
不久以后天花就傳入了豫州，幾個月里面死了四五百個商人、旅行者和他們的仆役車夫之類，全部損失大約在七八千人，但在我眼中最有價值的人員比如大學里面的學者們幾乎沒有一個感染的。這場瘟疫在豫州沒有怎么流行開來，但卻給全國其他地區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反反復復的瘟疫一直到六月份才漸漸平息。兗州、淮南、并州等地區人口損失了五分之一以上，人民陷于恐慌，商業幾乎停頓，農業生產也受到嚴重影響但還不至于餓肚子。其他地區也有傳染，益州、江東等地情況稍好一些，但也有二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口損失。
這一場天花不但打亂了我討伐袁術的戰略部署，也打亂了其他諸侯的兼并戰爭。劉表本來也進行了動員打算消滅江夏水賊，蕩平洞庭湖，結果沒能出動。朱儁本來也打算統領中央軍去報復袁紹，結果瘟疫來了，他非但沒有出行成功，反而被天子剝奪了軍權。朱儁十分郁悶，但并沒有反抗。這場瘟疫對雍州的打擊是致命的，本來就不多的人口又損失掉了三分之一，好不容易略有些恢復的社會經濟又陷入白熱化的境地。由于對皇宮采取了嚴密的保護措施，那個該死的天子倒是沒有死，不該死的公卿大臣們死了一大堆，其中包括周毖、楊彪、伍瓊等人。漢朝中央軍中的軍官也死了很大一批，戰斗力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實際上已經喪失了作戰能力，估計著在半年之內絕不可能進行任何軍事行動。
雖然豫州的人員傷亡較小，但對經濟的損害卻是十分慘痛的，持續三個多月里面豫州幾乎變成了寂靜的世界，街上只有少數種了痘的而且膽子大的人敢四處活動，商業交易陷于停頓，幾乎沒有任何經濟活動的跡象。所有的商店、旅店（這還是新興事物）、市集、作坊幾乎都停止了工作。但因為最后證明了我的種牛痘對付天花確實是特效，這大大增強了百姓對我的敬愛，天花過去之后真是大街小巷載歌載舞，歡呼我的“盛德”。由于我的斷然措施和官吏、軍人們的奮力救災，百姓對于官吏在管理方面起到的作用刮目相看，大家都明白這一次瘟疫倘若沒有官府的嚴格管理必然是要釀成大災的，所以豫州官府的信譽更上一層樓，人民對政府的信賴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有什么麻煩就找政府，有什么想法就找官吏，成了豫州人的思維習慣，而每逢官吏們來收取三十分之一的賦稅田稅的時候，所有的百姓都十分配合，爭相盡早納糧納稅。漢朝的賦稅稅率一向不高，只不過官吏腐敗。我的官吏都是嚴格培養出來，又有很好的會計制度，所以腐敗的事情畢竟很少了，由于一大群堪稱道德典范的大思想家大學者定居在豫州，豫州忠直之士比比皆是，貪諂之人很難立足——輿論壓力過于強大，社會風氣非常清明。哪個官員隨便貪心一點，若是引來了管寧或者什么人一句評語，頓時便會天下之大，幾乎無處可容。豫州開明的政治、自由開放的社會風氣，安定祥和的生活環境，吸引了來自其他各州越來越多的移民。
好在這時候的豫州建筑大都是新建的石制樓房，城市比較緊湊合理，消耗木材很少，也基本沒有什么火災隱患，維護費用低廉，不太需要修理，能夠用較小的土地接受更多的移民而且可以避免過度砍伐樹木。石制建筑冬暖夏涼，在有足夠經濟條件的情況下，大家都愿意建造石頭房子。過去是因為石匠的數量和技藝不夠，現在有了出色的建筑師和建筑器械，再加上我大規模建造城堡后培養的數以萬計技藝高超的石匠，這些都成了石制建筑盛行的推動力量。石頭房子還便于清潔，利于維持衛生，再加上豫州的人民早已消滅了使用露天茅坑的習慣而使用很大的凈桶和糞窖用來積肥，所以豫州的整體衛生狀況相當樂觀。糞窖這樣東西在后世二十一世紀的一些南方村落里面也還偶有看見，主要是在地下埋設陶制大缸或者用石制地窖（用石灰填縫隙），上面開個不大不小的口子，整個缸埋在地下，口子上面蓋一塊石板。如果凈桶積滿了就倒入糞窖，等農民來收集糞便的時候取出。這雖然難看，但卻是一種非常衛生的設施。一些有錢人家的糞窖不但有蓋子，而且還會定期往糞窖里面撒一些石灰粉，用來防止蚊蠅孳生，杜絕衛生隱患。這種糞窖往往埋設在花園的不起眼的角落里，或者城里什么胡同角落，蓋上石板，并不太妨礙觀瞻的。
總而言之，豫州統治區的種種好處一時難以言盡，大家都感到生活在人間天堂一樣。而作為這個人間天堂的締造者，我這個父母官想不得到熱愛都難。一些農村開戲社的時候已經開始編制小調山歌和什么土氣的舞蹈來謳歌我的“偉大”了。真所謂曹操吐哺，天下歸心，這句話完全可以適用了。
但是在另一面，朝廷和其他諸侯的處境卻是不太妙。
中國人往往把瘟疫責怪到天子頭上，認為只有天子失德才會爆發瘟疫，況且劉宏的確失德。除了豫州人在世界觀方面略微先進些，其他地區的人都產生了強大的輿論，都說新天子不是真命天子，所以老天降下災禍。這種論調在包括我在內的別有用心的諸侯們有意無意的推動下愈演愈烈，甚至于連朝中大臣們也開始懷疑起來。一些大臣們提出應該還都洛陽，但一時還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遷都。
我聽到這個消息十分震驚，雖說讓我撤出河南郡并不是不可以，但我擔心他們遷都洛陽不免會造成我和中央的沖突，便運用外交手腕拼命地勸說朝中大臣們不要遷都。因為我財雄勢大，倒也收買了不少人。我寫信對皇甫嵩說：“當今天子昏聵無能，若遷都洛陽，也不過是禍害了洛陽和河南百姓罷了，兄亦不免成為大將軍第二，還請三思而后行?！?p> 皇甫嵩左右為難，斟酌良久，最終還是決定上表請求天子不要遷都洛陽。皇甫嵩和我一明一暗，已經完全控制了河南郡，中央的政令都不服從，所以河南和洛陽形成了相當的繁榮局面，又因為我也在河南種了些痘，大體上已經成為司隸天堂，皇甫嵩自己也未必舍得讓天子來禍害這好不容易費盡了我們心血建設起來的河南郡吧。
由于天子的荒誕行徑和瘟疫的流行（瘟疫流行會導致人口流動急劇減少，信息不暢），中央遭到了空前的孤立，中央政令甚至已經無法在雍州得到執行，天子的詔告出了長安城就失效。漢廷正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大的信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