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即位之初的元祐年間，高后盡心輔政。但由于其本身極為保守的政治傾向，高后盡廢新法，熙寧變法的成果幾乎廢除殆盡，加上西北連年戰爭，北宋朝廷財政又亮起了紅燈。

　　在神宗即位初年，國家一年收入是5000多萬貫錢，熙寧變法之后，收入增加到7300多萬貫錢，但是在元祐年間新法全部廢除之后，國家歲收僅剩4800多萬貫錢。

　　財政收入下降34%，換誰當皇帝都得急，因為按這個勢頭下去國家只有滅亡的份兒。可高后不急，原因很簡單，她不是皇帝，國家的富強、發展，對她來說根本不重要，她要的是按她意志呈現的一個安定祥和的國家，王安石和神宗給國庫攢夠了要花的錢，罵名他們來背，我高后一定要做一個女中堯舜。

　　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女堯舜高后不急，大臣們也不急，宰相呂公著呂大防們要的是忠臣賢臣的名聲，高后成了堯舜了，宰相那就是致君堯舜的名臣了，國家財政破產什么的有什么可害怕的，再怎么破產也輪不到宰相自己家。

　　國家如果危難了，第一個直接承受后果的就是皇帝哲宗，高后和舊黨宰相們不在意，不代表哲宗不在意。

　　哲宗十歲即位，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元祐七年，哲宗大婚娶了孟皇后，十七歲的哲宗已經對朝政有了多方面的了解，按照封建社會制度，皇帝大婚意味著已經成年，應該也必須要親政了。

　　奇怪的是，高后只字不提還政，大臣們也完全不提還政，仿佛成年的哲宗就是還應該在高后的操縱下當一個傀儡。

　　高后雖不還政，卻已經察覺到了不和諧的氣氛，眼看著自己與哲宗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尷尬，便在一次早朝過后問哲宗，大臣們早朝議事，陛下為何一言不發？

　　哲宗回答，娘娘已經吩咐大臣處理過了，我又能說些什么呢？

　　北宋朝會議事常在垂拱殿，垂拱殿規模不大，高后和哲宗相對而坐。大臣們匯報國家大事面向高后，背對著哲宗，匯報之后經過高后決策，這事兒就算完了，哲宗從頭到尾插不上話，只能看到大臣的屁股，也確實插不上什么話。

　　年邁的高后意識到了自己的專權已經引起哲宗的反感，可權力這東西一旦沾上就如同沾上了毒品，輕易無法戒除，高后堅決不放權。為了防止死后被反攻倒算，元祐八年七月，百病纏身的高后召范純仁回朝擔任次相。

　　首相呂大防、次相范純仁，這兩位是舊黨的核心人物，也是高后的政治同盟。元祐八年八月，高后病情進一步加劇，呂大防和范純仁到宮中探視的時候高后再三交代，自己死后務必盡心輔佐哲宗，防止皇帝被人蒙騙恢復新法。

　　病入膏肓的高后還惦記著大宋的天下，可她不知道哲宗已經忍無可忍了，多年沉默寡言的哲宗聽到高后給宰相們交代身后事，突然怒斥二位宰相，把呂大防和范純仁攆了出去。

　　呂大防和范純仁出了后宮之后面面相覷，兩位宰相心里明白，自己的政治生涯怕是到頭了。

　　交代完身后事，元祐八年九月，高后病逝，結束了她“女中堯舜”的垂簾聽政歲月。

　　由于高后的特殊政治地位，首相呂大防擔任了山陵使負責給高后監造陵墓，墓成之后呂大防回朝，按照慣例辭任首相，按說高后畢竟不是皇帝，山陵使沒有必須卸任宰相的慣例，可哲宗沒有挽留，直接準了。

　　哲宗元祐九年（公元1094年）二月，首相呂大防罷相外放，戶部尚書李清臣、兵部尚書鄧潤甫分別擔任副宰相，進入宰執。

　　舊黨的首相呂大防罷相，而新黨的李清臣和鄧潤甫兩人進入宰執，朝廷的政治風向再一次風云突變。

　　當年三月，在哲宗的授意下，李清臣主持當年的科舉考試，殿試的策論出了一道題，說現在國家全面恢復舊法但從民間到國庫未見富饒，對外部邊患采取懷柔政策但敵人仍然屢屢犯邊，請大家暢所欲言，是恢復神宗朝時候實行新法討伐西夏的國策呢，還是應該堅持元祐年間實行舊法懷柔西夏的國策呢？

　　當年凡是殿試策論支持舊法的，全部淘汰，所有榜上進士全部是新法的支持者。

　　變天了。

　　可就如同高后當初復辟舊法一樣，哲宗想要恢復新法，一開始也是困難重重，殿試策論之后，副宰相蘇轍對朝廷這種做法非常反對，上疏說如果陛下對元祐年間的舊法復辟不滿，應當與宰執們商議，共同決定今后的政策，而不是直接把此事當作殿試策論出題，這樣會導致朝政不穩。

　　蘇家兄弟在新舊兩法之爭中，雖然名義上是舊黨，但更多的像是中間派，并不贊成完全的倒向任何一方。

　　蘇轍這封上疏言辭其實非常中肯，皇帝如果真的想改回新法，告訴宰執，大家一起想辦法改回去。現在直接出題把底牌亮出來就說要改回新法，難免會造成朝廷的動蕩。

　　上疏言事不過癮，蘇轍在朝會上又提起新舊法之爭的事兒，而且還是在神宗朝就反復論證過的漢武帝用桑弘羊變法，后來國內動蕩，影響民生。

　　壓抑已經的哲宗根本不理會蘇轍的勸諫，反駁蘇轍漢武帝與神宗情境不同，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蘇轍可不會輕易罷休，皇帝反駁我，我再反駁回去，說把神宗比作漢武帝，那是因為漢武帝是明君。

　　哲宗從小跟隨司馬光、呂公著等人學習，漢武帝的典故早就學爛了，于是反問蘇轍，那之前你的奏疏里說漢武帝對內改革鹽鐵、均屬等法度，對外連年征戰窮兵黷武，晚年巫蠱之禍，現在又說這是明君所為，也都是在比喻神宗嗎？

　　蘇轍大吃一驚，皇帝這是在給自己扣帽子啊，這對話要再接下去幾個腦袋也不夠砍，連忙謝罪。宰相范純仁趕緊出來和稀泥，說蘇轍只是用漢武帝文治武功比喻神宗，沒別的意思，陛下莫見怪。

　　在范純仁的勸解下，哲宗倒也沒有過分追究蘇轍的奏疏，否則又是一場車蓋亭詩案，但蘇轍相位是保不住了，很快就被貶出開封，外放去了汝州。

　　接著，哲宗一刻都沒停歇，到了四月下詔改元，改元祐九年為紹圣元年

　　我們在前文中介紹過，封建王朝改元一般要在年底過完，新的一年開始才改。只要有特殊的當年年中就改元的，一定是皇帝有特殊原因的。

　　哲宗就有這個特殊原因，所謂紹圣，紹謂之繼承、尊崇；圣謂之父祖神圣的行為。

　　哲宗通過改元向天下昭告，我要遵循父親神宗的意志，繼續堅持新法。

　　在紹圣元年接下來的時間里，年輕的哲宗先把新黨的骨干章惇召回來直接擔任首相，然后把次相范純仁貶出京城，前任新黨樞相安燾因為守孝后來一直賦閑在家，哲宗也把人召回來擔任副宰相。

　　活人安排明白了，死人也要有個說法。哲宗下詔王安石配享太廟，給予了王安石身后最高榮譽，蔡確追贈觀文殿大學士，平反生前一切罪名，剝奪司馬光、呂公著死后榮譽稱號。

　　在這一次大清洗中，很多舊黨都被貶了官，蘇轍被貶到了南京、呂大防被貶到了安州、蘇門四學士之首的黃庭堅被貶到黔州（今重慶彭水縣）、當年跟著司馬光一起修書的范祖禹時任給事中，被貶到了永州（今湖南永州市）。

　　這些被貶的其實也都還好，貶謫地并非特別偏遠之地，但是蘇軾就跟大家都不一樣了，在這次群體貶謫之中，蘇軾領到了一等獎-貶謫嶺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