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在1570年第一次被迫辭官回鄉從表面上來看意味著個人的道德品質已經無法解決制度的問題，海瑞這樣一個君子表面上不能理解其中的緣由，海瑞對整個文官集團的攻擊導致了文官集團對他僅剩的一點好感也消失殆盡，張居正在寫給他的信中也是明為同情暗則譴責（在書168～169有詳細描述）在上，海瑞失去了支持；在下，海瑞也沒有獲得民眾的理解，我們在上一篇詳細的描述過海瑞是戲臺上的英雄，各個階級按照自己的需求來重塑一個并不真實的海瑞，這一點不用到后世在海瑞上治安疏的時候便已經開始了，海瑞在南直隸巡撫任上自然是盡忠職守為民請命，但除了我們在上一章所闡述的地方勢力對海瑞的抵制之外，普通的百姓也在無意識的反對海瑞，雖然這并不是百姓們的本意但他確實的發生了。在書179～181頁，海瑞在處理案件時發現普通的民眾既沖動暴力又缺乏基本的素養，很多案件的爆發僅僅在于口角的爭執，更有甚者在發生刑事案件后窮苦百姓在尸體上涂抹豬血以此來誣陷富裕的家族以求獲取他們部分的財產。民眾即是如此的粗魯也就從側面印證了當時的中央不依靠百姓而是文官集團確有一定的道理。

　　既然百姓是愚昧不可教化的那么為什么不去教育百姓？很多人提出這樣的問題確并沒有考慮當時的實際情況，如果用通俗的話來解釋的話那就是：主觀上不想交，客觀上不能交。首先在主觀上明朝的統治者們多采用外儒內法的統治方法，對于他來說至少在表面上儒家思想是正統思想，而儒家是最講究等級秩序的，即便是孟子的民本思想那也是在有等級的基礎上的，何況在明朝，太祖修改《孟子》一書將孟子移出孔廟，既然連這樣溫和的建議都接受不了，到了海瑞所處的那個時代便可想而知了。海瑞自己也認為民眾是愚昧無知而又不可教化的，既然教化他們的方式無法實現那就只好通過明君賢臣這種形式使的窮苦百姓的生存情況有所改善，但結果卻也只得如此。從客觀條件上，明朝的賦稅以農業稅為本以商業稅為主（為本是政治性，為主是經濟性，明朝開國時太祖重本抑末，提高農民地位而貶低商人，因此二者相比較商業稅比農業稅重且多，但農民是全國性的，二者從總量上可能差不多。太祖既然定了這個基調那么在后世便不能更改）而到了嘉靖朝皇帝本人好大喜功又尋求長生之道，文官集團貪墨橫行，北方邊關鎮守南方多有叛亂加上連年的天災政府財政已是捉襟見肘，不向百姓過多的索取已是萬幸又怎么能奢求他去教育百姓呢？

　　海瑞作為一個君子自然也不能逃脫時代的局限性，但也正因為海瑞是個君子所以他想盡義務想為一個美好的理想而奮斗，他希望依靠自身結果卻因此而去職。在海南的老家，離職賦閑的海瑞或許有著和后來申時行一樣的苦悶，在這個時代文官已經是國家精英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有著超乎常人的責任意識，政治生涯的結束并不意味著不能忠君愛民，儒家經典所倡導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對他們來說更是需要忠實履行的信念，一個君子在窮困的時候才更需要凸顯他的價值，在這里海瑞將崇拜者的饋贈分發給窮苦的族人而他本人則一直保持清貧的生活，但這種方式所能周濟的人實在是太少了，還是需要通過做官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理想。于是在1585年海瑞被重新啟用時他幾乎是懷著感恩的心去赴任的，但這次赴任卻也真正意義上葬送了海瑞。

　　海瑞的幻覺在15年前沒有破碎是他覺得個人的力量既然無法解決問題，那么便運用法律，在剛一上任他便建議萬歷皇帝為了解決現今官吏貪墨橫行的狀況需要恢復太祖時期的剝皮實草的酷刑，他希望通過這種嚴酷而殘忍的刑罰來震懾文官集團是他們把精力放在國家和民眾上，不消說當時就我們現在來看這都是一個極其幼稚的想法，明太祖時期嚴刑峻法是當時天下初定而用重法維持穩定，而今已過兩百余年天下承平日久一個機器的內部已然穩定，任何動用這個機器的人必將被抹去。這一點文官集團知道，萬歷皇帝知道甚至海瑞自己也知道但他堅持如此就是想嘗試一下能不能即使他在理智上明白絕無可能。萬歷皇帝重新召回海瑞的目的在書184頁有側面的描述，海瑞由于“于圣朝為闕點”，既然海瑞對于朝廷來說只是由于輿論而拾起來的點綴那么海瑞的建議也就可有可無了，海瑞在1580年后被任命的職務多為虛職而海瑞也因此苦惱他在15年前沒有能夠實現的理想到了今天更難實現，如果說15年前他對當時的嘉靖皇帝還有所期望的話，那么到萬歷皇帝這兒他的期望便更加落空，他給友人寫信說“漢魏桓謂宮女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黃仁宇先生認為這個借古諷今暗指萬歷皇帝好女色與馳射，而當我們站在上帝視角來看便會知道萬歷皇帝的苦悶與無奈，海瑞所尋求的明君是他理想化的具體體現而這種理想與現實早已相差甚遠這一點早在他擔任南直隸巡撫的時候便有人看出并指出他只能為帝國的裝飾而無法成為參天大樹，后期的李贄也對他做出了相似的評價。

　　那么我們后人在今天去重看海瑞，看到的什么？我們去除掉所有政治性目的的定義去除掉人民群眾的精神寄托而重新去看待海瑞這個個人便會發現一個孤獨的理想化的古代君子，一個為了尋找早已失去的美好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海瑞實在是現實中的堂吉訶德，我們民族永遠會有這樣的人，這是我們的幸運，而他們也永遠“不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