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進入復試教室，蘇亦一陣恍惚。

　　錯位時空的感覺，益發的真實。

　　前排，都是熟悉的面孔。

　　蘇秉琦，宿白，鄒恒，俞偉朝，嚴聞名，呂遵額，高銘，李伯謙……

　　一屋子，竟然有十幾個老師，這陣仗好大。

　　而且都是活著的考古界大佬，北大最強考古天團。

　　這也是蘇亦前世沒法接觸的當代中國最強考古陣容。

　　瞬間，蘇亦都忍不住感慨，這個時代的北大學子好幸福。

　　好吧，哪一個時代的北大學子都很幸福。

　　進入教室，蘇亦按照指引走上講臺，就開始鞠躬問好，“各位老、先生好。”

　　蘇亦原本喊各位老師，結果覺得不妥，又改成了先生，結果口誤之下就變成“老先生”了。

　　教室的老師們發出一陣輕笑。

　　率先說話的是，蘇秉琦先生笑道，“小伙子，別緊張，雖然我們現場的老先生有幾個，但年輕的先生也不少，當然，相比較你的年紀，我們確實都算是老先生了。”

　　蘇亦尷尬，“一時口誤，還望先生們不要見怪。”

　　也難怪，蘇亦會有這一出，私底下，大家都是用先生來稱呼各位有名望的師長，老師一般都是叫年輕的講師。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去年才恢復職稱評選，人太多了，教授職稱根本就不夠分。

　　不然，擱后世的北大，直接統一用教授稱呼就行。

　　實在不行，按照前世的習慣都喊老師好也沒啥，然而，這些都是活在課本里的人，喊老師，蘇亦感覺太輕率了。

　　畢竟前世“老師”的稱呼已經爛大街。

　　蘇秉琦先生也不為難他，臉色和藹，“先自我介紹一下吧，比如你的年齡，家鄉，學齡，以及為什么會報考咱們考古學之類的，當然，也包括你的學識。但坦率的來說，在場的諸位老師，對你的自身更加好奇，所以希望你一會可以滿足諸位老師的期待。”

　　生怕蘇亦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場面，蘇先生還刻意指點他自我介紹的要點。

　　有了蘇秉琦先生的鋪墊以及引導，蘇亦接下來的話，就沒有那么突兀了。

　　蘇亦說，“學生今年15周歲，來自于廣東新會，跟梁任公是同鄉，自小深受其故事影響，喜歡史學，所以小時候在祖父啟蒙之下，讀了《二十四史》，不過沒能精讀，之所以報考考古學，則是受到梁思永先生的影響。”

　　眾人恍然。

　　蘇先生問，“那除了《二十四史》之外，還讀過什么書呢？”

　　蘇亦答，“顧頡剛的《古史辨》，還有王國維先生的一些著作，關于甲骨文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殷禮徵文》以及《古史新證》等，也讀過，但也不太懂。”

　　蘇秉琦先生一聽，笑了，“你不用太謙虛，很多人在你這個年紀，王國維先生是干什么的，興許都不知道呢，你能夠讀已經不錯了，里面的內容一時半會兒讀不懂也正常。”

　　還別說，確實很多人都不知道王國維是干啥的。

　　“不過你竟然讀了《古史辨》也讀了王國維先生的著作，那應該知道他們倆位大家的關于古史的學術觀點吧？”

　　蘇亦點頭，“大致知道一些，顧頡剛等人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創立古史辨派。而王國維則提出了二重證據法。”

　　蘇先生點頭，“看得出來，確實做了些準備，那你覺得這兩種方式有何優缺點呢，對于咱們現代考古學來說，又有不足？”

　　要是擱考研真題，這道就是論述題，300分的卷起碼50分。

　　按照回答論述題的步驟來說，就必須說明它們的概念，再說優缺點，然后再解釋通過對比，繼續舉列子。

　　揮揮灑灑下來，估計八百多字，差不多一篇高考作文了。

　　但，蘇亦不想說這些廢話，“古史辨派對于中國史學研究來說，是一個革新，完全顛覆舊有的史學研究，疑古、辨偽、求真。同樣適用于現在的史學研究，但，其中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他研究古史的材料，只限于古籍，而未考慮到考古實物。這就使他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局限。這一點來說，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是把發掘的出土文物和史書的記載相互驗證。更加貼近現代考古學，當然，二重證據法的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發展到現在考古學，必然就是多重證據法了。”

　　聽到他的話，蘇先生笑了，“你的回答過分簡練，偏向口語化，但大致表達清楚，而且看得出來，你自己挺有想法的，那跟我們闡述，你的多重證據法吧！”

　　蘇亦有些莞爾，多重證據法前世很普遍的說法，現在倒是被自己提前拿來用了。

　　不過這個時候，也不是糾結的時候。

　　現在的場合看似閑聊，實則考核。

　　不然，真要閑聊，私底下聊就可以，何至于把北大最強考古天團都拉出來陪聊呢。

　　蘇亦繼續答，“二重證據法是20世紀文史研究方法論上的重大革新，但也有其時代局限性。第一、二重證據法后來過分追求實證、證而不疏，所以需要三重證據法的跨文化闡釋演變！”

　　蘇亦剛說完，就被打斷了，“證而不疏？你不認同傅斯年的觀點？”

　　是俞老師。

　　如果是一般人，可能會有點懵逼。

　　這都是啥跟啥啊。

　　好在。

　　蘇亦沒有那么一般。

　　傅大炮曾說過，“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于材料的態度；我們證而不疏，這是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內使他發現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之說。”

　　這是很著名的言論。

　　簡單來說，就是按照材料說話，不要去過度解讀。

　　胡適也說過類似于的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

　　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有傅斯年的名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也是民國主流的史學觀之一。

　　蘇亦直接搖頭，“不認同，考古人，有時候，還是需要一點想象力的。”

　　噗嗤！

　　后面就有老師笑出來了。

　　甚至還有人朝著他豎起大拇指。

　　至始至終沒說話的宿先生，也忍不住道，“看來，你很認同蘇主任的觀點嘛！”

　　因為蘇秉琦先生有一個觀念就是田野發掘要敢于想象。

　　田野發掘的范圍太廣泛了，沒點想象力，光瞎挖，是沒有方向的。

　　面對著史料，也要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帶著目標去發掘，不然，很難挖出來自己想要東西。

　　這跟傅斯年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觀點還是不太一樣的。

　　蘇先生當即笑出聲來，“本家的娃，一脈相承。”

　　說著，補充道，“我都后悔今年沒帶研究生了。”

　　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宿先生笑笑，不搭腔，其他人就更不會插話了。

　　大佬們的調侃，誰敢亂來。

　　好在宿先生也不想晾著蘇亦，“你繼續闡述你的三重證據法吧。”

　　“三重證據法，其實就是需要重視出土文獻，不能夠局限于出土文物。”蘇亦說。

　　又有老師提問了，是高銘老師。

　　著名的古文字專家。

　　他問，“你這個說法，有點類似于陳寅恪先生的提法嘛，只不過是把在二重證據法的基礎上，將出土文物又分為兩部分——出土器物跟出土文獻罷了。”

　　在場的都是千年的老狐貍，蘇亦哪敢在他們面前演聊齋，不然，被糾錯，就尷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