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婉韻笑，“其實也沒啥八卦，老姚可是他們單位考古部門的技術骨干，特殊年代過去了，國家百廢待興，考古行業也是如此，尤其是陜西，一直都是咱們國家的考古名區重鎮，考古發掘的任務一直都很重，老姚又正處于當打之年，他一跑，他們單位就損失一員虎將，單位領導當然不樂意了，差一點，就不讓他報考。”

　　黃妘萍說，“我們單位也不鼓勵我報考，單位缺人，擔心我考上北大了，就不會回去了。”

　　許婉韻道，“能夠來首都，誰還愿意回地方去，所以老姚，一旦考上北大，對于他們單位來說，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蘇亦說，“這個比喻夸張了吧。”

　　許婉韻搖頭，“不夸張，老姚學歷不錯，能力也強，正值當打之年，如果留在他們單位，不出意外的話，干到一把手再退休一點問題都沒有，奈何，他志不在此。”

　　蘇亦對此表示認同。

　　“比這個夸張的還有，以前我們知青點的知青，考上了大學，老婆生怕他一旦上學，就會拋妻棄子，所以打死都不愿意對方離開。”

　　對于現實，黃妘萍比蘇亦更有感觸，“北大啊，多少學子夢寐以求的圣地，這一輩子，能夠在里面讀書，誰舍得錯過，而且，不管是做學問還是從政，北大都是不錯的平臺。”

　　許婉韻望向蘇亦，“是不是覺得我們成年人的世界好復雜啊？”

　　蘇亦搖頭，“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受益匪淺。”

　　許婉韻笑，“我們可不是君子，而是女子。”

　　黃妘萍也笑，“相比較老馬跟老姚，姐姐們更好奇，弟弟你為什么會選擇讀北大考古專業。”

　　蘇亦也不隱瞞，“我是廣東新會人，跟梁啟超先生是同鄉。”

　　黃妘萍問，“所以你的偶像是梁任公？”

　　蘇亦搖頭，“不是。”

　　許婉韻笑，“我猜應該是梁思永先生吧。”

　　蘇亦豎起大拇指，“婉韻姐真厲害。”

　　許婉韻不吃這一套，“少來，咱們干考古的，誰不知道梁思永先生，又有誰能夠不欽佩。”

　　世人皆知，梁思成。

　　卻鮮有人知道梁思永。

　　如果不是考古人，頂多是因為梁門三院士而知道梁思成還有一個同為院士的弟弟——梁思永。

　　然而，對于考古人來說，梁思永絕不僅僅是梁思成的院士弟弟，也不僅僅是梁門三院士之一。

　　他甚至可以被稱之為一種精神象征。

　　至少對于蘇亦來說，是如此。

　　他前世，之所以喜歡考古，就是因為讀了梁思永先生的傳記，惋惜他的一生，進而開始關注考古，乃至于愛上了考古。

　　而，梁思永就是中國接受西方正規考古學訓練的第一個人，也是中國近代考古學主要開拓者之一。

　　然而，梁思永之所以會選擇考古學，完全就是梁啟超的原因。

　　說到中國考古學，可以說的地方太多了。

　　一開始，中國考古學就是發端于宋代的金石學，直到19世紀后期，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才開始進入中國。

　　一般來說，都把將瑞典學者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的發掘作為中國考學的開端，所以，中國考古學滿打滿算也就100年。

　　1922年10月22日，萬國考古學會會長瑞典皇太子阿道夫·古斯塔夫來華，北大考古學會舉行歡迎會。中外考古學者濟濟一堂，公布了考古發掘的新成果，宣讀了考古學論文。

　　這場歡迎會瑞典人安特生也在現場，當場宣布了周口店猿人化石研究的最新進展。

　　此時，安特生已經受聘于中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

　　當時，梁啟超就是中國考古學會會長，還做了“中國考古學之過去及將來”的演講。

　　演講的內容就不說了。

　　主要是述考古學跟金石學的關系以及其他，不重要。

　　重要的是，當時梁任公就被這幫老外刺激的不行。

　　要知道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口號可是梁任公提出來的，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從事考古工作都是一些所謂的外國漢學家，為首的就是瑞典人安特生、法國傳教士古生物學家德日進神父、曰本人鳥居龍藏等等。

　　他們以各種名義來華，并將考古所得的實物與資料非法運送歸國。

　　梁任公非常的憤概與不滿，一直希望國內有專門學者來做考古工作。

　　奈何，當時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專業的考古學家，于是，梁任公也只好讓自己的兒子梁思永學習這個冷僻的專業，以圖振興中國的考古事業。

　　梁任公對自家兒子梁思永的期待就是，“為中國民族在這一專業學問領域爭以世界性聲譽。”

　　對于這一點來說，梁思永確實做到了。

　　1924年，他從清華畢業之后就考入了哈佛，主攻考古學和人類學。

　　當年，梁思永從哈佛學成歸來，加入史語所，經歷了李濟主持的兩次殷墟發掘之后，梁思永就成為殷墟考古的領頭雁。

　　他是第一個把西方考古的類型學帶入國內的田野發掘之中的考古人。

　　民國初期，國內考古學領域幾乎是一片空白。

　　而，直到1926年，李濟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掘，他成為第一位獨立主持發掘遺址的中國學者。

　　也正是因為此次的考古發掘，讓李濟被后人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然而，主持考古發掘，尤其是田野考古，李濟很多時候也是力不從心，沒法子，他學的是人類學，對于考古學，他是半路出家，并沒有受過正統的現代考古學訓練，所以梁思永碩士畢業論文剛完成，就趕緊讓他歸國幫忙。

　　這也是為什么，梁思永參與兩次殷墟發掘，就成為殷墟考古的領頭雁的原因。

　　后來李濟調去籌備中央歷史博物館之后，年紀輕輕的梁思永，就已經成為史語所三組考古組的實際負責人。

　　然而，梁思永在殷墟的田野發掘工作，取得不少的成果，卻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日后，他就是因為在殷墟發掘，身體落下的病根的。

　　抗日戰爭爆發后，殷墟的發掘工作也陷入了停滯。

　　在李莊的時候，梁思永病發，差點就身亡。

　　是傅斯年電告國府高層，甚至，直接找到了常凱申校長，才特批經費治病救命。

　　然而，他也因為這次大病，身體不再適合主持田野發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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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梁思永之所以讓人惋惜，更多是因為他短暫且燦爛的一生，讓人動容讓人尊敬。

　　他雖然不像呂彥直那樣英年早逝，但是他的命運卻更加的坎坷。

　　空有一身學問，卻因為身體的拖累，最終累死在他一生所熱愛的考古事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