樸學大師，道光三十年進士，俞平伯的曾祖父，德清名士俞樾主持詁經精舍三十余載，門下有章太炎、吳昌碩等高徒，以五百卷《春在堂全集》之皇皇巨著而傳世，聲名斐然，今擇譚鐘麟由浙江巡撫升任陜甘總督時，俞樾所作送別詩中數句，略感名士風度：
帝以西陲付重臣，相候而后更何人。
金城郡下銀川水，定比西湖別有春。
譚鐘麟于浙江巡撫任上兩年，清查土地，核實漕平，更定厘稅，治浚河道，鼓勵商運，整頓武備，周歷海口，籌辦防務，種種事務，難以細表。歲月如梭，不覺已是光緒七年，陽春三月，省垣大小官員，旗綠營將，文人雅士，豪紳耆老，自又各來撫署打探，事因這月十九日乃是譚公六十大壽，彼時對整壽甚為重視，又恰文瀾閣新成，合省文武欲要辦成一件盛事。譚公屢屢出言告誡，杜絕鋪張，直斥“朝廷旰食宵衣，乾乾若惕，封疆之臣，引咎不遑，敢言慶乎？”，眾人才各自收斂，只弄些酒席，吟詩作對一番了事，這日，楊葆光代綠營及士林分別送來頌壽詩文并序，俞樾也代表文人墨客作下壽序，譚公大略看過，洋洋數千言，可謂駢文典范，文采斐然，只是甚多褒美之詞，言過其實，甚覺汗顏，兀且置酒宴客，自是一番熱鬧，方飲畢送客，又報胡光墉來賀，兩人攀談了許久，便轉到左公之事上來，只聽光墉道：
“朝廷惡習，積重難返，侯相屢屢同咱抱怨無聊，恐怕難以久居中樞，若外放實權總督還好，倘果真開缺回籍，咱恐怕就沒了依靠，看來這生絲之爭，需提上日程了。”
原來光緒六年七月初六，有旨以時勢孔艱，俄人意在起釁，正須老于兵事大臣以備顧問，諭令左宗棠來京陛見，左公接旨后決定由劉錦棠接任欽差大臣，楊昌浚護理陜甘總督，是年十月十二日與劉錦棠交代好新疆軍務、餉事、采運等，離開哈密大營，臘月初四，與楊昌浚商妥后路事宜，檢點案卷后，自蘭州啟程東行，光緒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至京覲見，次日入值軍機處，在總理衙門行走，管理兵部事務。然而，左公因常年帶兵，運籌決斷，一力籌劃，除軍餉艱難外，幾無阻絆，入京之后卻是不同，一來東閣大學士排名本在文華殿（李鴻章）、武英殿（寶鋆）、文淵閣（空缺）之后，何況還有總理衙門、清流黨及恭親王、醇親王等多方勢力雜處，故而一月多來雖頻頻召對，備受眷隆，卻又深感掣肘，難以開展，遂于二月底奏請興修畿輔水利，干脆打算做些實事，疏浚永定河去了。左公尚在入京途中就命胡光墉提前一步入京，二人見面后就籌借洋款、購水雷魚雷等事先行商量，以備召對，胡光墉在京又待了一段時日，順便整理錢莊事務，最近才回浙江，自為左公種種束縛情形而不平也。
單說左公在任十四年的陜甘總督一職開缺，光緒七年二月初一，諭以山西巡撫曾國荃補授陜甘總督，曾國荃因病體衰潰，又家事不順，不愿西行，始終未曾動身，屢屢奏請開缺，直至八月廿四日，圣旨準予曾國荃開缺，以浙江巡撫譚鐘麟為陜甘總督，福建布政使陳士杰為浙江巡撫，實授楊昌浚甘肅布政使，仍護督篆，譚鐘麟著即赴任，毋庸來京請訓。彼時譚公正在衢州閱兵，接旨后上奏謝恩，因知道西北戰守緊急，當即著手交卸事務，九月廿六日，命杭州知府龔嘉僑、撫標中軍參將唐湘遠將王命旗牌等送交德馨護理，辦竣諸事。譬如為重修文瀾閣的丁申等人請功，又因王廷鼎不愿離浙，便請了個麗水縣丞的虛職，自也少不得一番迎來送往，恭賀宴請餞別諸項雜事，終于十月初八日攜同家眷及譚鐘鈞一家，自拱宸橋登舟北行，沿運河而上，在江蘇清江浦登陸，卻有胡光墉使者追上，通報左公已辭京職，授兩江總督及南洋大臣，定于十月十三日啟程南行，因已請假兩月，歸鄉掃墓，計算時日，十一月初可抵鄭州，當與譚公相會，務請在鄭州相候等等。譚公謝過使者，恰李氏已有三月身孕，不宜顛簸，便放緩行程，取道徐州、歸德、汴梁西行，十一月初一抵達鄭州，宿入約定客棧，也拜了幾位舊友，初四日，左公亦到。兩位好友已有十五年未見，彼時尚豪氣干云，如今卻皆須發皓然，不由的執手淚眼，各自抽噎了許久方能言語，二人不顧勞頓，秉燭夜談，問到身體，只聽左公道：
“文卿本生性豁達，身體強健，只是三年前勞心過度，又兼喪子之痛，落下肝疾，如今康復如何？”
譚公回應大有起色，自然也就關心左公，左公嘆道：
“至于愚兄，病狀如故也，自東南征戰，落下病根，至今有增無減，衰老余生，何能望其康復？眼下風疹反復，兩足浮腫，胸膈下痞積成團，益形堅硬，兩頰下均有痰核，雙耳重聽，健忘日甚，恐報國之日無多矣。”
“季兄乃國之柱石，萬萬不可閃失，此次移節兩江，兼理洋務通商，更是命魄攸關，好在江南氣候，更近三湘，乃養人之所，老兄須得安心調理，彌補氣血也。愚弟這兩年身在杭州，溫潤之下，并無疏虞，唯有雙目，仍是見風淚流，時有模糊，好在也無大礙，只是此次頭白臨邊，垂念橫被恩寵，感荷何言，愧無報稱也。”
“西域風沙狂虐，不比江浙，文卿務當珍重，至于天心，實乃眾望所歸也。曾沅甫俠心雖勝乃兄，然頗多意氣用事，前番與鮑春霆又有齟齬，身體亦欠佳，不宜西行也，文正一家，栗誠（曾紀鴻）逝后，子嗣多故，殊為惻然也，幸劼剛（曾紀澤）俄國一行，于時局大有裨益，中外傾心，愚兄本欲薦之以自代，奈何兩江乃半壁要職，朝廷不敢超擢矣。彭雪琴同劉峴莊（劉坤一）二人互詆已深，自不必論，楊石泉又因浙江一案，牽連過深，雖愚兄百般回護，稍見起色，偏偏慈安太后晏駕，短時恐難再獲天心，黎簡堂（黎培敬）欲開漕督缺，未知能為石泉一謀否！是以西守人選，無論以老成所計，抑或明敏決斷，再為朝列推服者，已非賢弟不可也。”
“說起石泉兄，愚弟以舊屬忽忝上臺，殊極悚愧，因告以朝廷以鑒悉種種，可惜天心難料，如今新疆善后事宜，又非石泉兄幫辦不可也，季兄曾否與其通信，解析此情耶？。”
“此處不必憂心，石泉與賢弟本極融洽，每訴傾慕之語，何況還有數十年來淵源，萬不會因此虛名生厭。而今新疆底定，伊犁索還，新疆善后，必設行省，以求穩固，前番愚兄屢次奏請而不得，還需文卿繼之也。”
“新疆建省之事，諸多阻攔，皆因各方利益難以平衡，季兄何以如此執著？”
“西域自漢代以來，皆因俗而治，承襲至今，軍府制中雜合以州縣制、伯克制、扎薩克制，弊端百處，之前數十年間動蕩，內憂外患，無不因此也！乾隆廿五年，蕩平準格爾，楊松門（楊應琚）試圖改革而不能，之后道光年間張格爾再起事端，浩罕軍隊、阿古柏入侵作亂，皆因為此，由是魏默深倡議郡縣，龔定庵作西域置行省議，林文忠公西行倍加留心，才有當年湘江托愿之事，而來陜甘綏靖，出關平叛，幸得毅齋（劉錦棠）、和甫（金順）、朗齋（張曜）三帥用命，將士浴血，方能克服萬難，以少勝多，底定新疆，自光緒三年以來，愚兄五次上奏，已逾萬言，權衡輕重，籌劃建省，奈何朝廷顧慮重重，至今尚無明諭，倘新疆不能建省，再有閃失，非特辜負西征將士之熱血，亦愧對舉國百姓，譬如三秦忍饑受餓之眾也。愚兄略知文卿深得太后之傾心，思忖將這未了之事，轉托賢弟矣！”
譚公聽得心潮起伏，林則徐、魏源的身影縈紆腦海，自己雖無緣見到龔自珍，但四十余年前年在華山之巔吟誦的“不拘一格降人才”之句猶在耳畔，如今卻見左公衰邁之軀，雙目潤濕，動情道：
“愚弟定承季兄所命，上任之后，立即上奏此事，必革從前弊端，以報林、魏、龔三位先賢之宿愿也。只是忽而想及季兄遠略，總為他人誤解，每與朝廷各方抗爭，二十年來大事，季兄一肩任之，而今又要整理洋務，勞心費力，萬要保重身軀也。”
“文卿言重了，咸同中興，除了帝家勵精圖治外，簡拔人才不在少數，胡文忠公、曾文正公自不必提，就說而今李伯相，設制造局，購鐵甲艦，修建鐵路，鋪設電纜，辦北洋水師，此數項功業，倘由愚兄來做，恐怕未必能勝之也。”
“可他李伯相也得了個‘宰相合肥天下瘦’的美名，倘使季兄，絕不致如此也。”
“賢弟此言差矣，愚兄性格耿直，不善圓通，看這二十年來，每每為糧餉作難，而當時劉省三（劉銘傳）于乾州閑陳大軍，卻糧餉無憂，可見李相籌財之能也，愚兄幸虧有胡雪巖從中襄助，雪中送炭，否則西征無以為計矣。這半年余來，因浚永定河諸務，與李相晤談數次，也略知其時苦衷，而今意見已融，無復從前偏執意態也。”
“季兄胸襟實令愚弟愧服，想外間流傳季兄與曾文正、沈文肅、郭筠仙、李伯相等種種不和言論，皆抨季兄氣度，季兄卻一字不駁，甘受詆毀，殊為不值也。”
“哈哈，良相為國，良將為疆，良吏為民，唯有庸劣之人為名也，愚兄籌謀正事尤且心力不足，哪有功夫去辯駁彼等閑事？”
“不過筠仙兄與季兄本是世交，又是姻親，此次歸鄉，當為之轉圜也，四十余年情誼，怎可棄之不顧？”
“哈哈，文卿言之有理，老筠不畏時論，西渡重洋，較愚兄更有魄力，至于從前恩怨，二十余載未曾謀面，今已垂死之身，總該釋懷矣。”
之后左公果然親到郭嵩燾府上致歉，并于兩江總督任上數度邀請其往游金陵，奈何郭嵩燾仍是不能平靜，觀其日記可見端倪，直到四年之后左公逝世福州任上，郭嵩燾竟先送挽聯曰：
世須才，才亦須世；
公負我，我不負公。
不忿之情尤且不淺，稍后可能自己也是覺得過分，唐突逝者，又命人再送去一聯，尚算平和，其曰：
平生自許武鄉侯，比績量功，拓地為多，掃蕩廓清一萬里；
交誼寧忘孤憤子，乘車戴笠，相逢如舊，契闊生死五十年。
再過六年，郭嵩燾也便作古，一對老友黃泉相逢，未知嘴上官司如何，皆是后事，略過不表。且說左、譚二公又聊到時勢，左公猶自感慨不通外國情形，譬如這年正月廿四，曾紀澤方簽伊犁條約之后七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刺身亡，可見俄國內政矛盾已深，之后更漸知與俄爭奪伊犁時，俄國與土耳其關系緊張，即將開戰等，倘若知悉一切原委，或有不同布置等，只可惜朝廷內外，每多故步自封，于他國信息避之猶恐不及，今后怕也難有改觀。繼而想到當年玄陽道長所論，感喟九州生氣，終無驚天動地之大才出世，華夏猶自渾蒙，所為僅是維持而已，只聽左公嘆道：
“唉，滄海橫流，總是人才不出，為之奈何也？”
譚公見左公意興蕭索，心下不忍，只能安慰道：
“自林文忠公振臂一呼，而今不過四十余載，西北干戈，季兄運籌帷幄，實于萬千艱難中，力守疆土完整，遍覽樞機，復有何人堪替？至于千載難遇之大才，豈是朝夕可見也，我等各盡人事，安待天命而已。”
說罷一番唏噓，左公又道：
“西事經迭任整理，眼下已漸入佳處，西北人才之杰出者雖不為多，而就中推擇，不乏其選，非若兩江之虛有其名。之前曾文正公于洋務盡諉之人，沈文肅公踵而行之，以為得計，幸各保令名，戛然而止。現惟盡心力所能到者圖之，冀免更張之跡，而稍施補救，衰病馀生，能否有成效可睹，固不可必矣。”
“季兄聲名赫赫，歷來為洋人所贊賞畏懼，兩江開府，定能洗刷一番，以揚我國威也。”
之后左公果然不顧病軀，多次巡視上海等處，西方各行各所倍加尊敬，全數懸掛龍旗而迎，幾為晚清所僅見。只可惜左公也因此感受風寒，身體強自支撐，每況愈下，待到中法戰事起時，已是膏肓之勢，留待后表。兩位老友又談起當今年輕人才，各省大事，以及共同好友近況等，久久不愿歇息，干脆并榻抵足再談，也是左公勞累，不久竟鼾聲如雷，譚公卻久久難以入睡，自四十余年前相識洞庭湖的事情想起，左公的赫赫功業如在眼前，而今卻是壯士暮年，殊為隱惻，而自己也不知尚能支撐幾年，直想到雄雞報曉，反而睡著。次日晌午才醒，左公早已起身相候，譚公忙著好衣服，洗手凈面，一起用過便宴，兩人相約至黃河岸邊一游，下了馬車，日已偏西，所幸風不甚大，只見黃水東去，浩浩蕩蕩，左公感慨道：
“楊文憲公（楊慎）曰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觀這黃河之勢，亦如猛獸之口，銜吞凡人如螻蟻也，真不知我輩耗盡心力，所為能值否？”
譚公揉了揉眼睛，亦嘆道：
“十三年前，滎澤決口，愚弟恰居豫臬，親觀這河水之狂虐也，然我華夏先祖，恰恰肇始于此，也不知這黃河，到底是我族之幸，抑或我族之害也？”
“肇始之功，絕不可沒，災難之重，或因人事也，愚兄以為，只要這黃河不絕，我族之命脈魂葩，就將延續不止，而今時逢危局，我輩應拋下是非功過，為前人之不敢為，行古人之不能行，方有望逆轉乾坤也。愚兄自知命不久矣，與賢弟此別，恐成永決矣！觀吾子弟之間，鮮有杰出拔萃者，倒是賢弟身體硬朗，祖安才方三歲，明歲又將添子，雖逾花甲，仍大有可為也，他日愚兄別去，還望賢弟不忘初心，為我華夏而計也。”
譚公聽左公竟有托付后事之意，心下凄涼，只能強自安慰道：
“愚弟不才，有生之年，絕然不負厚望，季兄碧血丹心，亦不必如此頹唐，有天之幸，當佑季兄壽祚，來日再與老兄泊舟洞庭，重上岳陽樓也。”
“哈哈，人生百年，轉瞬即逝，此生能與文卿相識相知，情同手足，了無遺憾也。”
之后談到胡光墉欲在滬開辦絲廠，決同洋人一爭長短之事，既壯其志，又憂其行也，兩人慨嘆許久，方同車回去，吃畢晚餐，左公興致所來，揮筆書就一副對聯相贈，至今真跡仍為安徽博物館所藏，其聯曰：
偶看綠草盈階，認是自家生意；
試擬瑞云繞棟，好培此際萌芽。
回憶往事歷歷在目，寄言未來化育一方，聯中深意，讀者諸君自可體會。十一月初六一早，兩位好友長跪拜別，譚公親扶左公登車，雙目又已濕潤，久久難以平靜，直到車轡漸小漸無，仍是怔怔發呆，最后譚鐘鈞出言相勸，才登車西行，一路過潼關，經西安，臘月初二日，終抵蘭州，次日，楊昌浚命蘭州知府恩霖，督標中軍副將鄭連拔將總督關防、王命旗牌等送到，譚公當即設案叩首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