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月起，十日倒有六七日在下雨。

　　二十日，韋才人生下一子，取名趙構，六月二十九日，進韋才人為婕妤。

　　五月十三，詔淑妃王氏為貴妃，特擢容妃段婧月為淑妃。七月一十一日，賢妃武氏逝世，十二月十八日，進婉容喬氏為賢妃。

　　六月，雨水日多，河水暴漲，趙佶甚為擔心，責工部都水監疏導，然而河北、京西相繼有河水決堤，釀成水災。趙佶下詔，責成二府全力安排賑災事宜，又從內藏庫撥錢五十萬緡、糧三十萬石用于救濟災民。

　　七月初一，伊水、洛水兩河河水溢出河道，形勢愈發危急。京城街道積水盈尺，道路不通，出現內澇。趙佶責令開封府全力組織廂軍、民夫疏導，又令殿前司派兵協助。

　　同時，趙佶下詔，責成廉訪司與皇城司派員赴各地，查訪賑災中的貪贓枉法之事，若有發現，朝廷按律罪加三等處置。

　　八月，雨水已有減弱，各地災情趨緩。初九，趙佶下詔，改皇城司為鎮撫司，以武擒虎為指揮使，下設皇城司與南北衙，于各路設立分衙，糾舉一切不法事，不隸臺察，不屬監司。皇城司仍沿舊職司，南衙監察諸路，北衙設河東路太原府，專司負責對西夏與北朝的刺諜與反刺諜之職。

　　對于皇城司的權責擴充，朝臣多有反對聲音，但皇城司本就有探事之權責，以前雖然很少出京城探地方事，亦不是沒有。況且趙佶打著西夏與北朝刺諜日益猖獗，朝廷一直打擊不力，必須加強朝廷防范敵國刺探能力的幌子，從大義上占據了道理，朝臣們見官家依舊只讓鎮撫司負責偵訊、緝捕，審判之權仍歸地方與大理寺，且牽涉朝廷官員之案，鎮撫司須得廉訪司派員監察方能查辦，最終都選擇了默認。

　　八月初九，趙佶在改皇城司為鎮撫司的同時，下詔于樞密院亦設諜報司，于各路經略府皆設分衙，負責刺探敵情，原有邊境各州負責刺察的安撫司由諜報司統一轄治。初十，趙佶再次下詔，在對敵國與叛軍的情報刺探中殉職與立功人員厚加憮恤、提格重賞。

　　十三日，朝廷下詔，正式廢除陣圖定制，授統兵之將臨戰自決之權。

　　其時三國鼎立爭鋒，刺諜活動頻繁，然而宋朝從上到下對兩國的情報戰卻一籌莫展。

　　文人集團治國，某些時候難免迂腐，紙上談兵。比如，名傳千古的蘇洵、蘇軾父子，如何看待諜情之戰呢？蘇洵說了，打仗，不要用間諜，那是詐術，你詐別人，別人也會詐你，所以只有堅持正道，才能打勝仗。至于如何知曉分析敵情，蘇洵認為打仗堂堂正正，正面進攻就是。蘇軾認為老爺子是對的，打仗要堅持廉、靜、信三原則，批評孫子兵法帶壞將領、破壞風氣。

　　蘇氏父子的觀點也折射出北宋士大夫階層對兵事一種普遍性的認識，也讓宋朝在與遼夏以及后來金國的對抗中，吃足了苦頭。

　　宋朝在戰爭中盡顯大國風范，固定的陣型、將兵互不相知的配合，按照固定的進攻形式，不論對方如何，以不變的排兵布陣應萬變。這樣的戰爭方式自然不需要情報，不需要所謂的兵者詭道也。

　　當然，宋朝仍有許多有識之士推動著朝廷出臺了許多防范措施，比如針對遼人喜歡以諜報為商旅、僧人前往宋朝，對商旅和僧人都有嚴格規定，象河北河東之地的僧人須為本地人，還得有人作保。朝廷為了防范間諜，不吝重賞，抓到一個賞錢三十萬緡，若知情不報，家長斬首，全家皆罰。宋朝時，軍方已經廣泛使用字驗(密碼)傳遞軍情機密。

　　然而種種，皆在于單純的防守。太祖時，諜報能力甲天下，自武德司改名皇城司，也可看出朝廷上下已將諜報重心轉入對內，除了軍方與守邊大臣，朝廷并不怎么重視對敵國的諜報工作。

　　宋朝歷史上最有名的一次諜戰，便是由軍方大佬“種家軍”開山人種世衡以連環離間計讓西夏開國雄主李元昊最終除掉了夏國大將野利旺榮、野利遇乞兄弟，又以苦肉計將一名蕃將送入西夏樞密院，獲取了大量軍事機密。

　　然而，趙佶時至今日，思路漸漸清晰，萬事謀則立，不謀則廢，情報一事，必須走在諸事之前。知己知彼，才能坐于京城謀達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