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貝爾前座的駕駛員已經完全失去了意識，只剩他自己一人操控飛機，陌生的環境讓他懷疑自己到底能不能找到正在進行燈火管制的基輔。

　　好在俄羅斯緯度較高，現在又是夏季，天黑得相當晚，他順利地借助夕陽找到了第聶伯河，只要沿著第聶伯河飛，找到像基輔這樣規模的城市應該不難，只是找到基輔之后在哪里降落還是個問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在將近七點的時候，他看到了沐浴在落日余暉下的基輔城，以及城市上空密布各處的防空氣球。由于這架烏-2教練機右側下單翼已經被德國人打掉，飛行性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他不敢在氣球四周兜圈子，只能在郊區瞎轉，四處尋找能降落的地方。

　　幸運的事，在天黑之前，他終于找到了一個相當大的機場，機場的跑道甚至鋪了水泥，好家伙，還是永備機場呢！

　　由于油料似乎已經見底，再加上駕駛員傷情極不樂觀，以及自己的后背和屁股也疼得要命，羅貝爾也不再猶豫，直接減油門降高度準備降落。

　　即使少了片機翼，烏-2的操控性也沒有下降到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所以羅貝爾還是以一個比較輕松的心態降落的。但輪子剛剛擦地，羅貝爾就感受到了機體不正常的顫動，果然沒過多久，飛機右側起落架就斷掉了。

　　失去了右側起落架的飛機立刻右傾，在右側下機翼斷口起剎車作用的情況下，破爛不堪的飛機一路右轉，直接沖過了兩條跑道之間的草坪到另一條跑道上，順便在水泥地上留下一條白色的劃痕。飛機一直滑到另一架準備起飛的運輸機前才堪堪停下，好懸才沒造成更大的損失。

　　這一通顛簸并非毫無代價，機艙里的羅貝爾在一路顛簸中崩了安全帶，被前座座椅撞得滿臉是血，前座本就重傷的駕駛員所蒙受的痛苦就更不必說了。飛機停下之后，機場上荷槍實彈的警衛立刻包圍了上來，在確定這架飛機屬于紅空軍后，他們立刻叫來了醫生和抬著擔架的護士。

　　十分鐘后，一個紅軍軍官邁步走上運輸機的舷梯，向一個禿頂的中年男子匯報道：“委員同志，我們延遲起飛的原因已經弄清楚了。兩個負傷的飛行員駕駛一架損壞嚴重的教練機迫降在我們的跑道上，場務說最多耽誤二十分鐘。（俄語）”

　　坐在座位上的禿頂男子沒放下手中的文件，只是以洪亮而急促的聲音詢問：“那兩個飛行員怎么樣？（俄語）”

　　“前座駕駛員情況很不妙，后座駕駛員還好，就是他的身份有些特殊，是自由法國的飛行員。（俄語）”

　　“前幾天失蹤的那個？（俄語）”禿頂男子問道。

　　“對。（俄語）”

　　“那干脆用咱們這趟飛機捎他去莫斯科吧，你去跟機場說一下。（俄語）”

　　那位干練的紅軍軍官敬了個禮，隨后便走下舷梯，不過過一會他便獨自回來了，并向禿頂男子匯報：“那位法國飛行員失血有點多，剛剛才止住血，我們這次飛行要走高空，低壓容易使傷口再次出血，所以醫生建議我們不要帶他了。（俄語）”

　　“既然這樣，那就算了。”禿頂男子思考了一下，又囑咐道，“你去托人給布爾米斯堅科同志（烏克蘭中央委員會書記，西南方面軍軍事委員會成員）打個電話，提醒他多少照顧一下這個法國人，畢竟涉及與西方盟軍的外交。（俄語）”

　　于是他的助手再次跑下舷梯，去找場務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了。等他返回飛機沒過多久，這架被羅貝爾的迫降耽誤起飛的運輸機便滑行上了軌道，而后緩慢起飛，最終消失在了基輔的上空。

　　而被那位不知名的干部下令“多少照顧一下”的羅貝爾也確實得到了妥善的看護，更令羅貝爾欣慰的是，他終于能夠與人正常交流了，雖然為他處理傷口的軍醫不會說法語，但英語說得卻相當不錯，甚至比從小就學英語的羅貝爾口音還要純正。

　　在處理完額頭的傷口后，羅貝爾終于向軍醫提出了自己的疑問。

　　“因為我本來就是美國人，打娘胎里就學英語。”軍醫沒好氣地解答了羅貝爾的疑惑，“我是大蕭條時期的美國移民。（英語）”

　　羅貝爾趴在手術臺上，垂著摔得一團漿糊的腦袋甕聲甕氣地繼續問道：“但是，醫生怎么會失業呢？（英語）”

　　“銀行的經理都能去要飯，我一個外科醫生怎么就不能失業？”軍醫和羅貝爾聊著分散以他的注意，同時一刻不停地在羅貝爾的大腿上穿針引線，“你們法國沒經歷過大蕭條嗎？（英語）”

　　“經歷過，但我們在世界大戰死的人太多了，重建北部工業區產生的需求也非常龐大，所以沒有美國那么可怕的失業率……（英語）”

　　“原來如此。（英語）”

　　羅貝爾感覺腿上的肌肉被拉得更緊，然后就背后就傳來了剪線頭的聲音，他有些好奇地問：“縫了幾針？（英語）”

　　“不多，就五針，就是傷口特別深，讓你失血不少，不過痊愈后不會影響你的行動。后背上的那個口子最大，縫了八針，但是淺，趴個幾天就沒事了。問題最大的在屁股上。（英語）”

　　“是那個傷口感染了嗎？（英語）”

　　美裔醫生微微搖頭：“你快得痔瘡了。（英語）”

　　“額……”

　　“以后不許在馬桶上看報紙看書了，否則你就會知道，割痔瘡比你今天經歷的所有治療都要痛苦百倍。（英語）”

　　面對醫生的警告，羅貝爾有些尷尬，只能訕訕地答應下來，然后艱難地從手術臺上撐起身體，在一個士兵的幫助下一瘸一拐地離開手術室。在出門之前，他又問道：“和我一塊的飛行員還好嗎？（英語）”

　　“他還沒進手術室就犧牲了。（英語）”美裔軍醫清潔手術器材的手絲毫不停，頭也不抬地回答道。

　　面對駐足不語的羅貝爾，攙扶他的士兵忍不住催促了一聲：“快走吧，‘弗蘭茨’（俄語的法蘭西）少尉。（俄語）”

　　羅貝爾就這樣安頓下來，“安心”在基輔第16野戰醫院療傷。盡管他傷的并不重，但醫院還是按照上級的命令把他留在基輔，一直養到痊愈，只是給莫斯科的紅空軍司令部去了電話，告訴羅貝爾已經找到了，并無大礙。

　　羅貝爾并不情愿在醫院里像個廢物一樣吃著病號餐空耗時間，他更希望回到莫斯科，和戰友們一塊找個殲擊機團觀摩學習。但不知道自己被哪個大人物關照過，醫院就是不肯放行，他就只好在基輔找些活干。

　　在傷口發炎腫大的那幾天，羅貝爾就趴在病床上寫關于駕駛雅克-1的經驗總結，等傷口好些之后，他便開始給護士打下手幫忙，順便練習俄語。

　　反正回莫斯科也得學俄語，既來之則安之，畢竟基輔這么大一座城市，不會很快就被德軍攻克的。

　　莫斯科的戰友們知道了羅貝爾生還的消息后如釋重負，立刻給卡登花園拍了一封電報，然后就挨了卡等花園轉發身處開羅的戴高樂的劈頭蓋臉一頓怒斥，戴高樂還親自在電報中加上讓他們“長點心”、“真正體諒軍人家屬的心情”、“絕對不能再玩這種‘死而復生’的把戲”等等很嚴厲的用詞。

　　這番訓斥對阿爾貝特而言其實有些過于嚴厲了，他雖然向卡登花園發了封羅貝爾失蹤的電報，但也在電報中特別說明了羅貝爾其實很有可能還活著，只是暫時聯系不上而已，而且他們和紅空軍也在盡力找，無論是在電報中還是在現實中，他們都沒有直接判羅貝爾的“死刑”。

　　但是自由法國遣蘇志愿航空兵團團長被擊落失蹤這么大的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不向卡登花園匯報一下。如果卡登花園辦公的那些家伙好好閱讀電報的話，怎么想也應該暫時瞞一下羅貝爾的父親，等待塵埃落定再通知他啊。

　　所以阿爾貝特挨的這通訓斥實在有些冤枉。

　　不過阿爾貝特沒有辯解的欲望，老老實實地給戴高樂將軍回電致歉，畢竟放棄羅貝爾是他的命令，無論如何，他這次算是不折不扣地拋棄了羅貝爾。

　　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8月15日，開羅轉發了一封來自北美的電報：

　　“親愛的遣蘇飛行員戰友們：

　　作為一名法國軍人的父親，我當然熱切地希望你們在前線能照顧援護我的兒子，但作為一名軍官，我更清楚戰爭的法則和代價。阿爾貝特少尉做出的選擇是完全正確的，羅貝爾的生命并不重于成百上千蘇聯青年的生命，請不要任何心理負擔，我比戴高樂將軍想象的要堅強得多。

　　愿你們身體健康。”

　　落款是讓·德內爾·戴澤南。

　　阿爾貝特拿到電報之后很長時間都沒有說話，他最后決定將這封電報展示給了其他兩個飛行員，以及這幾天忙瘋了幫忙協調找羅貝爾的盧申科上尉。

　　“真是一位偉大的將軍。”亞歷山大·斯蒂賓感慨道，“為這樣的將軍拼命叫我心甘情愿。”

　　拉帕齊尼也表示贊同，而盧申科在表達了對戴澤南將軍珍視蘇聯青年生命的感謝之后，忍不住問了一個問題：“羅貝爾少尉為什么和他父親不同姓啊？”

　　阿爾貝特便為盧申科簡單介紹了羅貝爾的家庭情況，他和他父親的家世為人令盧申科大為贊嘆，甚至于對他的這位郵遞員出身的父親大感興趣：“我沒想到一個郵遞員也能成為法國將軍。”

　　這話到讓拉帕齊尼有些不滿了：“別啊，我們好歹也有大革命傳統呢！公社不也是源自我們法國？”

　　盧申科意識到了自己的失言，只好向法國人們道歉，等回到自己房間的時候，盧申科忍不住嘀咕了：“讓·德內爾·戴澤南，讓·德內爾·戴澤南……嗯……有點耳熟。（俄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