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放榜后為學子們舉行的慶祝的宴會，在唐代、五代、宋初稱為聞喜宴，從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開始改為在瓊林苑舉辦，因此這場宴會又被稱為是“瓊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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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科舉，大體同唐代一樣，有常科、制科和武舉。
宋代“重文輕武”，所以也很重視科舉考試，但后期導致選官過冗過濫。
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為減少，其中進士科仍然最受重視，進士一等多數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進士科為宰相科。
當時有焚香禮進士之語。
進士科之外，其他科目總稱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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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舉，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進行了重大的改變。
首先，宋代的科舉放寬了錄取和作用的范圍。
宋代進士分為三等：一等稱進士及第；二等稱進士出身；三等賜同進士出身。
宋朝大幅增加了科舉錄取名額，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僅進士一科取人近萬名，平均每年達四百五十余人。
唐朝總共取進士總數才六千多人。
宋仁宗對進士名額做了限制，規定每科不超過四百人。
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達一百三十多人。
宋朝平均每年取進士數是唐朝每年取進士數的十幾倍。
唐代科舉考試有兩級（即地方州縣的發解試和中央尚書省禮部的省試），宋初承襲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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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寶六年（973年）以后，宋朝將天子親臨殿試變成為定制，州縣發解試第一名自唐以來即稱“解元”，
中央省試第一名宋代改稱“省元”，殿試第一名方才稱“狀元”。
“連中三元”遂稱為科舉時代讀書人的最高愿望。
殿試時皇帝一般并不親自閱卷，事實上仍由各考官閱定等。
考官所取定的名列前茅者，要送呈皇帝“御覽”。
皇帝控制科舉的最后一關——“殿試”后，新進士們即成為“天子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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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封、謄錄，時北宋對科舉制度進行的最重要的改革。
彌封就是將試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貫等記錄封貼起來，又叫做“糊名”。
糊名之法最早出現在唐代，唐初在吏部詮試授官時，所試判文，即用糊名考校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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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后周廣順三年（953年），知貢趙上交首次在進士考試中采用糊名彌封的辦法取士。
考生姓名彌封后，考官仍能認識其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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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設置謄錄院，殿試卷子一律派專人抄錄，然后試官審閱，此后省試、發解試也次第推行謄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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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宋還進一步加強了科場紀律，實行嚴格的搜身法規，考察內兵衛羅列，巡行監視。
北宋時舉子入場挾帶作弊之風頗盛，舉子“重裘而進，便于懷挾”，“挾書為奸”者頗多。
北宋力求堵塞各種權門舞弊之徒，自然要嚴肅考場紀律。
這些制度，對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確產生了很大的效力。
但是，到了北宋末年，此種方法也就流于形式了。
北宋科舉最初仍每年舉行，但隨著實行彌封、謄錄，增加殿試等，使每一次考試的組織準備、人員安排等工作量大大增加，如果每年舉行考試，從中央到地方都會疲于奔命。
因此從宋太宗以后，科舉實際上已沒有每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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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正式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
每年秋天，各州進行考試，第二年春天，由禮部進行考試。
省試當年進行殿試。
宋代還要舉行皇帝宣布登科進士名次的典禮。
宋代科舉在考試內容上也作了較大的改變。
宋代科舉基本上沿襲唐制，進士科考帖經、墨義和詩賦，弊病很大。
進士以聲韻為務，多昧古今；明經只強記博誦，而其義理，學而無用。
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后，對科舉考試的內容著手進行改變，取消詩賦、帖經、墨義，專以經義、論、策取士。
所謂經義，與論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經書中的語句作題目，并用經書中的意思去發揮。
王安石對考試內容的改革，在于通經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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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八年（1075年），宋神宗下令廢除詩賦、貼經、墨義取士，頒發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和論、策取士。
并把《易官義》《詩經》《書經》《周禮》《禮記》稱為大經，《論語》《孟子》稱為兼經，定為應考士子的必讀書。
規定進士考試為四場：一場考大經，二場考兼經，三場考論，最后一場考策。殿試僅考策，限千字以上。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蘇軾等人的反對。
后來隨著政治斗爭的變化，《三經新義》被取消，有時考詩賦，有時考經義，有時兼而有之，變換不定。
北宋取消了吏部銓試。
但是從宋太祖開始殿試舉人，給士子們在省試上增加了一道難關。
不少人省試通過了，殿試卻遭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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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正式下詔“進士殿試，皆不黜落”此后舉人通過省試后，就算穩拿進士，殿試只排列名次。
北宋大大擴充了科舉名額，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僅進士一科取人近萬名，平均每年達四百五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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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時對進士名額作了限值，規定每科不超過四百人。
按三年一科算，平均每年仍達一百三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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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舉是為有錢人家所包攬的，科舉所需的經濟開支，的確不是一般農家所能負擔的。
這還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產的花費，小戶人家豈敢問津如此科舉？
北宋科舉名額的擴大幾乎把全社會的讀書人都吸引了進去，科場競爭激烈，士人頭白身衰，出入科場，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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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唐代，科舉還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還不足以吸引整個知識階層。
宋代科舉杜絕引薦，純以試卷定取舍，但考試內容的不合理卻因此更加突出，詩賦、經義并不是選拔人才的科學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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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通榜”辦法允許考官有較大的自主權，只要考官正值，就能選出那些雖不長于文詞卻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績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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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代科舉一決于考卷，便使不長于文學的才能之士難于出頭，而單有文采卻不懂治國理民的人可能選在高第。
第六十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