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值】
【每天三件事】
第一件事:一個是追求進步,一個是追求幸福,一個是追求自由。這三個,都應該是人所共有的意愿。幸福與別人有關
第二件事:現在3顆星,目標80顆星,截止日期是:12:40(72顆星,未完成)
第三件事:
【睡前閱讀】
三十年前,某西方記者到蘇聯考察。問到工人的月薪,竟然只是幾個美元,他大呼“剝削!”再到車間參觀,看見工人沒有一個不是吊兒郎當在磨洋工的,他才曉得大呼“不知道是工廠剝削工人、還是工人在剝削工廠!”
弗里德曼接著說:“汽車公司生產的這種車型,究竟是否加上擋板,表面上由制造商決定的,而實際上是由消費者決定的。顯然,如果消費者不樂意增加這塊擋板,那么消費者就會去選擇較便宜的車型;而如果消費者樂意,那么制造商就不僅會添置那塊擋板,而且會順利地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所以,當我們觀察到汽車制造商沒有為某款車型添加擋板時,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消費者不愿意。”
人們有許多美好愿望,但經濟學分析有時很殘酷,總不忘提醒大家“現實有約束,愿望得取舍”。
加州大學的經濟學家克萊因(B.Klein)和萊佛勒(K.Lef-fler)曾經寫過一篇名文,解釋企業為什么要斥巨資請明星做廣告。他們論證,企業這么做是為了預支抵押,以起自我擔保的作用,而不是一些政府官員以為的,要讓明星來鑒定產品的質量。因此,政府不必立法,要求這類廣告中的明星真的使用其代言的產品,或要求他們替產品作品質鑒定。
古今中外對出租車進行管制的根本理由,即信息不對稱問題
失業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失業的原因,是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發生了改變。
勞動經濟學,是一門根據經濟規律考察勞資關系的經濟學分支。其最核心的發現之一,是大規模地靠剝削來牟利并不可能。
卡普蘭教授指出,我們當中許多人至今仍相信一個古老的神話,即婦女、兒童、黑人、民工等“弱勢群體”是最容易受剝削的。可是,假如確實如此,那么在世界上利潤率最高的企業中,我們就至少應該找到一些是由清一色婦女、兒童、黑人和民工組成的。事實上找不到這樣的企業。
【概念】
為了避免損失,雇主讓雇員在兩種合約之間作出選擇,一是可以罷工但工資較低的合約,二是放棄罷工但工資較高的合約。后一種契約,俗稱“黃犬合同”。
“供求”先決定最終產品的“價格”,而最終產品的“價格”再決定原材料的“成本”
“最低工資法”規定的只是貨幣工資,而貨幣工資僅僅是“全部報酬”的一部分,此外還有勞動保障、醫療費、有薪假期、工作環境、職業培訓等等,那才是“全部報酬”。
“情緒價值”。描述的就是當下的消費者在選擇商品的時候,除了會看中商品本身的質量以外,還會看中它背后代表的“價值觀”。
速讀,名詞,被視為一種學習能力的體現,但真實情況要復雜得多。
大多數速讀法的共同理論就一條:閱讀的時候不要讀出來,最好連大腦也靜音,不要一邊看,腦子里有個聲音一邊讀
很多人認為利息是貨幣世界里特有的現象,這也是錯的。利息是人類社會最古老的現象之一。它起源于人的不耐,不依賴于貨幣的存在。
一項資產的價值,總是它未來收入川流的折現,而過去投入的成本是沉沒成本,不論大小都不影響資產的現值。
法律經濟學之父迪瑞特(A.Director),其開山之作就是關于捆綁銷售的研究。他指出,一個能在市場上靠其產品獲利的賣家,不可能通過搭售其他產品,來獲取超額利潤。
“優質”的第一層經濟學含義,是指“勻質”。換言之,不是說廠商能把產品的品質做到“多好”,而是他們能把同類產品之間的“差異控制到多小”,就會被認為其品質有“多高”。
“優質”的第二層經濟學含義,是指這么一種狀態,即廠商改善產品品質所需投入的“邊際成本”,恰好等于它帶來的“邊際收益”。
所謂“信息不對稱”,指的是這么一種情景:賣方可以控制產品的質量,要么提供高質產品以求高價,要么提供低質產品以求低價;買方無法確知賣方究竟提交哪種產品,所以只愿出一個中間價;賣方見只能賺取中間價,便拒絕提交高質產品,而只提交低質產品;買方于是進一步將出價壓低……買賣雙方經過多次博弈,以無法成交、雙輸離場告終。
不工作是曠工,集體不工作是集體曠工,生病不工作是請假,雇主允許不工作是放假,要求加薪是勞資議價,集體要求加薪是集體議價,自己卷鋪蓋走人是辭工。
只有通過(1)在關鍵時刻忽然停止工作、使得雇主臨時無法找到別人替代,或(2)占著工作崗位不工作,并且設法阻止別人代替自己工作,來要挾雇主增加工資或福利的行為,才叫罷工。
經濟學家阿爾欽說得準確:“競爭從來是在需求者和需求者之間展開的,或在供應者和供應者之間展開的。需求者和供應者之間不存在競爭。”
【筆記】
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就是一種可能的策略性剝削。那么,市場是如何抑制這種“徒弟對師傅的剝削”呢?辦法是讓師傅先取得補償。做徒弟,其工資收入往往是負的——付出的比收入的多得多。
大學教授終身制,則是防止大學對教授進行策略性剝削的制度安排。
今天許多試圖從王守仁的生平與學術中尋求啟發以解決實際人生問題的讀者,其實完全可以從吳與弼那里得到更為簡明的答案,畢竟后者的人生處境更與我們普通人相似,棘手而急迫的生活難題自然也更像我們所遭遇的那些。
譬如該如何應對貧困,吳與弼說自己在貧困之中很不好過,煩人的事情紛至沓來,偏偏自己還患著病、生著瘡,心中不免憤懣與煩躁。但這問題也不難解決,只消徐徐整理衣冠,取圣賢書來讀,心情便舒暢了。
只是不知道如果這時候屋外有人砸門討債,屋子里又有孩子哭、舒暢的心情究竟還能不能保持下去。
PS:說句不該說的話:他違背了自己的天性——渴望進步。財富的積累屬于進步啊!
PS:為什么這句話不該說?因為那個人已經死去了好幾百年。大腦的某一傾向是;不該說
【感恩日記】
上機課后,宿舍長對我說:看那幾個字
我:“空談誤國實干”
他:后兩個字呢?雖然你暫時沒有看到,但可以猜到啊。隨后,他提到在某個學校對某些人群,說過同樣的話
我: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我很喜歡概念。但剛剛那一節上機課,“空談誤國,實干興邦”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