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義也好，造反也罷，區別只是在于你選擇站在哪一方的立場上，基本原因是一致的，在這里我們站在中立的立場，我們都把它說成是武裝反抗好了，武裝反抗干不好是會掉腦袋的，特別是在弱勢的初期，掉腦袋的概率是相當大，我們得找出原因，分析原因，這群人干嘛要鋌而走險。

　　武裝反抗的原因，從歷史上看無外乎這幾種：

　　一是為仁得仁，為了心中的信仰，前仆后繼，不怕犧牲，這部分屬于仁人志士。

　　二是官逼民反，主要是苛政和惡吏，一點小錯就得丟了身家性命，反正都得死，那就武裝斗爭一下吧！這種情況兩類人都有可能，有產階層和無產階層只需命運的一個錯誤安排就會走上了這條路。

　　三是走投無路，這主要就是災荒造成，災民為了口吃的，不得不鋌而走險，不參加武裝反抗就是餓死，這部分主要就是無產階層。

　　四是利益之爭，為了各自更大的權益，不惜犧牲別人的性命，爭得個魚死網破，這部分主要就是之前掌握了大量資源的那部分人。

　　五是火中取栗，有些人就適合生活在亂世，他唯恐天下不亂，在災民或其他武裝反抗，有一定勢力之后，這群人就會在暗地里觀察，判斷形勢，果斷的站在了反抗的一邊，這是屬于政治投機類，這部分人有可能是地主，有可能是士族，有可能是現職高管，他們屬于有頭腦，想干敢干的那一類。

　　六、主要就是民族矛盾，雙方由于宗教、民族、信仰的不同而上升到的武力斗爭。

　　無產階層的武力反抗原因主要是天災原因，民不得耕桑，加之徭役繁劇，官吏苛暴，沒辦法活命，不得不反。正應了那句話，“民窮方為盜，官逼始造反”。在封建社會，無產階層主要就是農民，當一個朝代開始出現大量的農民武裝反抗時，這個朝代基本上就走入了尾聲。

　　有產階層的武力反抗原因就要復雜的多，主要是利益，其次是政治投機，還有一部分是純粹的崇高理想，為仁取仁。當然還有一部分少數的陰謀家，就唯恐天下不亂。

　　下面我們看一下新朝這幾撥武力反抗都屬于哪種情況。這幾撥不同于王莽由“假皇帝”到“真皇帝”時期，純粹由對社會資源瓜分引起的劉漢集團反抗，每撥都有自己不同的性質，本質上截然不同，結局也千差萬別。

　　公元9年4月，徐相侯劉快起兵討莽，敗死。

　　公元9年冬，真定劉都等謀舉兵，被發覺，皆誅。

　　這兩起就是明顯的權益之爭，劉氏宗親不滿王莽篡漢，想通過武力確保自己對社會資源的高分配額度。

　　公元14年7月，益州”蠻夷”起兵造反，王莽遣馮茂將兵擊之。

　　公元16年冬，越雋（今四川西昌）夷殺太守。

　　公元19年春，益州夷棟蠶、若豆，越雋夷大牟皆起兵，殺郡守，攻略吏民。

　　這三起是典型的民族矛盾，只有民族大融合才可以徹底避免。

　　公元15年2月，五原、代郡人民，紛紛起事，常數千人為一伙，王莽派將兵鎮壓，歲余乃定。具體原因，歷史沒有交代，分析大概是由于苛政引起的。

　　公元17年，天鳳四年，這一年有一點忙，先后發生了山東呂母、江蘇瓜田儀，湖北綠林山武裝反抗事件，我們不忙分析他們，先來看一下當時的厲史背景。

　　此時的國際，國內環境，正北方匈奴，西北方西域，西海郡，東北方高句麗，西南方句町和新朝都不對付，要想收拾他們，這可得耗費大量的物資。

　　王莽有事四夷，歲需浩大，特復下詔申明六筦之令，課稅民間：一鹽稅，二酒稅，三鐵稅，四名山大澤采辦稅，五賒貸稅，六銅冶稅。設科條以為防禁，犯者罪至死。如有人“違法”不納，即科重罪。如此沉重的稅賦，使得貧民無自謀生，富民亦不能自保，不少中小農戶被逼破產，貧民農戶更是凄慘不堪。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

　　簡單說，就是新朝的法律條款特別的多，量刑又特別的重，普通的民眾一不小心就會觸犯法律接受懲罰。

　　更簡單地說，就是新朝打仗要錢，王莽把手伸向了百姓的口袋。

　　在向普通百姓要錢的同時，王莽本著人人平等的原則，要錢的手也毫不猶豫的申向了上層人士。調上公以下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之前不是禁奴婢嗎？實行了三年名存實亡，現在國家允許你們有，但是一個奴婢必須向國家上繳3600幣，這把有錢有勢的又得罪了一遍。

　　沒辦法，打仗從古至今都特別燒錢。

　　以上2點在公元17年徹底損害了有產階層的利益，部分有產階級走投無路，被逼無力反抗。

　　同年湖北大災，時荊州饑饉，民眾入野澤，掘草根為食，仍不能活，這種狀況下，無產階層也只好走上了武裝反抗之路。

　　公元17年最先發生的是呂母起義，瑯琊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資產數百萬，乃益釀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

　　從史書中我們可以看出，呂母是為了報私怨，憤怒的母親在歷朝歷代都有，兒子是縣吏，犯小錯而丟掉了性命，傷心的母親為了給兒子報仇，散盡萬貫家財，以小恩小惠糾結不良少年和貧窮子弟，最終報仇雪恨，落草為海寇。根本原因你可以說法令太嚴苛，呂母之子罪不該死，也可以說是呂母護犢子。

　　接下來就是瓜田儀起義，公元17年8月，臨淮(今江蘇盱眙)人瓜田儀起義于會稽長洲(今江蘇吳縣)。

　　地皇二年（21年）秋，王莽任命上谷（今河北張家口）人儲夏為中郎，派他前往瓜田儀處招安，去勸說瓜田儀歸降。瓜田儀原準備以“詐降”與王莽軍隊周旋，結果未出而死。

　　莽求其尸安葬，起冢立祠，謚曰“瓜寧殤男”，以此招降余眾，然終無肯降者。

　　“瓜田”是復姓，瓜田儀看著是三個字，其實相當于兩個字，這證明他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起事的原因是失地，這說明他之前是有地，應該屬于小地主類型，史書上說他的地被別的地主巧取豪奪，應該不會，他失地是因為王莽實行井田制，新朝將天下農田改稱“王田”，奴婢改稱“私屬”，禁止買賣；無田者按一夫百畝受田，一戶不滿八人而土地超過一井（900畝）者，分余田給九族或鄰里。瓜田儀過多的土地被王莽打了土豪，分了田地，被王莽動了奶酪，屬于受政策影響的有產階層。

　　年未發生的綠林起義，影響深遠，時間跨度長，起先是由饑民自發組織的，沒辦法，沒有吃的，活不下去，只能去搶大戶，搶官府。開始還是零星的暴動，后來就人數越來越多，饑民數百人共推新市(今湖北京山東北)人王匡、王鳳為渠帥(大帥)，發動武裝反抗；南陽人馬武、潁川(今河南禹縣)人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起義群眾以綠林山(今湖北當陽境)為根據地，因稱“綠林軍”。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南郡人張霸、江夏人羊牧等同時俱起，眾皆萬人。

　　后期“下江兵”劉玄，“舂陵兵”劉秀的加入則帶有明顯的小地主政治投機色彩。

　　縱觀綠林起義，前期是典型的無產階層沒有活路，而發動的武裝反抗，后期則是小地主階層和有產階層加入后的政治投機。

　　看了南方的綠林軍，我們再看看北方的赤眉軍，這一南一北，就是新朝最大的麻煩。

　　赤眉軍成名于公元22年四月，與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的對戰。赤眉軍首領樊崇等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赤眉軍”由此誕生。

　　起兵于公元19年夏，由于關東饑旱連年，青、徐百姓流亡日眾，樊崇、刁子都率災民造反，不久部眾就增至六、七萬人。

　　公元22年2月，樊祟等殺太師景尚，此戰過后才引來的廉丹大軍。

　　赤眉軍和綠林軍一樣，早期都是無產階層走投無路而進行的武裝反抗，后期由于地主等有產階層的加入，從初衷的討個活路發展到后來的改朝換代。差別在于一支是純泥腿子部隊，另一支是有少數文化人參加的泥腿子部隊。

　　性質一樣使得綠林軍和赤眉軍都成了新朝的掘墓人，但它們的差別也決定了他們的不同結局。

　　大規模的農民武裝起義，也宣告年青的新朝過早步入了自己的暮年，進入了新朝的下半場，剩下的時光茍延殘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