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產業農業是重中之重，王莽也知道，要想順利的實施井田制，那就得必須保證商業的發達，要用第三產業來彌補，農業改革之初國庫收支問題。

　　王莽代漢后，為了抑制富商大賈的過分盤剝，頒布了“五均六管法”，“《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管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五均六管”取名來自《周禮》和《樂語》。

　　后世史書認為，“五均六管”是根據《周禮》等舊典損益而成的，是一種復古的改革措施。實際上這些政策和措施，根本上是漢武帝經濟政策的延續，王莽只是將其進行了完善。

　　“五均”的主要內容是：在長安及全國五大城市邯鄲、洛陽、臨淄、宛、成都設立五均官。長安分東西市，設令，各市有長。令、長皆兼司市，稱五均司市師；下設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各業，向市中申報經營，由錢府按時征稅。五均官的任務一是按工商各業的經營情況征收稅款；二是管理市場的物價，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評定本地物價，稱為市平。物價高于市平，司市官就將政府控制的庫存物資按市平出售，以平抑物價；低于市平則聽民買賣；民賣買五谷、布、帛、絲、綿之物，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滯銷時，由司市官按本價收買。

　　從中我們就可以看到，要使“五均”達到預期的效果，必須得滿足足夠的庫存物資和貨幣支付能力這兩個基本的條件。

　　一是政府你首先得保證有足夠的庫存物資，特別是涉及民生的糧油鹽茶，你得足夠多，這個量很難定量，太多就會增加庫存壓力，太少有時又起不到作用，這個量只需多到老百姓和富商大賈能相信你有足夠的庫存就可以了。刨去國家戰略儲備，應付物價上漲物資量就是一個信任度。有時候物價的上升并不是社會存量的減少，而是由于恐慌性搶購，以及富商大賈屯貨所至，只要政府能拿出足夠的庫存，這種風波轉瞬即逝。我想我們這代人這方面的記憶會很多，離我們最近的一次就是日本海嘯核電站事故后的“搶鹽風波”，當時那個狂熱，瘋狂搶購者搶購的食鹽怕全家人吃十年都吃不完。可政府一車一車的食鹽堆在廣場上任憑市民采購后，人們反而又不買了，哄搶瞬間平息。

　　二是你政府得保證有貨幣支付能力，你將物資按市平出售后平抑物價，趁市場上物資充裕時要及時補充庫存，以備下次投放市場之需。整個過程，政府基本上要賠錢，能做到收支平衡已經很優秀。況且，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滯銷時，司市官按本價收買。這些都要求政府有充足的現金流，要有貨幣支付能力，不能“打白條”，如果給勞動人民“打白條”，那樣的話不僅沒辦成好事，反而做成了錯事。

　　“賒貸”是由政府出面辦理貸款，杜絕民間高利貸。具體辦法是：如果百姓辦理祭祀、喪葬或欲經營工商業而無資金者，可以向政府借貸。祭祀借貸須在十天內歸還，喪事借貸須在三個月內歸還，以上兩項借貸不收取利息；工商貸款每年交納不超過所借數額十分之一的利息。

　　“六筦”就是“六管”。指政府直接管理六種經濟事業，即：酒、鹽、鐵由國家專賣，鑄錢由國家專營；向取利于名山大澤的養蠶、紡織、縫補、工匠、醫生、巫、卜、樵夫、漁民、獵戶及商販征收山澤稅；凡生產作業以及巫醫、卜祝及其他方技、商販、賈人所得，皆稅其利之什一；并榷酒酤;加上“五均”、“賒貸”，合稱為“六筦”。

　　這很牛吧！整個政策涵蓋了工商管理，無息貸款，小額貸款，國家專賣，國家專營，更牛的還有市場管控，市場調節。這不就是當今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嗎？

　　王莽推行五均、賒貸及六筦等措施，其目的在于利用政府力量控制經濟事業，平抑物價，限制商人囤積居奇，使貧民免受高利貸的盤剝。這些措施，無論從減輕普通百姓的經濟負擔，還是加強封建政府對經濟生活的控制，進而加強中央集權，都是有利的。

　　你就奇怪，這么好的政策，為什么就沒有爆發出強大的生產力，為什么就沒有形成繁華的商業。

　　在新朝時期，工商業還不夠發達，雖然王莽之前提出發展以紡織業，治鑄業，制漆業，煮鹽業和造船業為主的五大手工業，這幾大行業也得到了長足發展，但規模還遠遠不夠。真正暴利能產生大量富商大賈的行業，還是主要以涉及民生的鹽、鐵、酒等大宗商業。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暴利的行業，我們這一代不就經歷過商品倒賣，房地產，互聯網，電商，直播這些不同的暴利行業嗎？暴利行業一定會催生大量的富豪。

　　王莽這套五均六管法，將鹽、鐵、酒這些暴利行業收歸國營，而這幾大行業恰巧是新朝產生富豪最多的行業。這明顯是與富商大賈爭利，當然要遭到他們的反對。

　　公元17年八月，王莽每郡置“羲和命士”數人，以督五均、六筦。可史書記載，“羲和命士”皆以富賈為之。“皆以富賈為之”把一個好政策毀得面目全非，一件好事反而辦成了一件更環的事，執法者與奸商勾結，沒能讓好的制度落實到實處，沒能實現真正的惠民，反而最終害民。一個“皆”字寫出了歷史的無耐，這得是怎樣的社會風氣，才會讓這些讀書人，心安理得地干著這些蠅蠅勾當。

　　而山澤稅，又使在蟲蝗旱災之中指望山澤求生的百姓，沒有了活命之路。這項政策沒想到當時上山和下水的這部分人，是因為蟲蝗旱災而失去生計的農民，這是之前征稅以外新產生的一部分人。

　　團結大多數，打擊少部分，才能穩定的發展，王莽一下把富人與窮人全得罪。因此不論是富人還是窮人，一致反對。

　　從五均六管政策的內容看，如果認真推行是可以得到良好的社會效果的。但“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須掌握相當數量的商品和貨幣，“五均”還必須得有強有力的管理手段來保證其實施。由于沒有這兩方面的條件，市場的資源主要還是掌握在一些富商大賈手里，沒辦法，手里沒有硬通貨，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賈來推行。政府對他們的依賴，反而給了他們搜刮百姓的機會，他們利用特權同官僚、地主互相勾結，肥己營私，囤積居奇，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壟斷性經營。

　　原來為平抑物價防止商人漁利的“五均”，也變成官吏賤買貴賣從中謀利的機構。甚至一些富商大賈也混入官僚機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與郡縣通奸，多張空簿，府藏不實。

　　“賒貸”也是花樣百出，官員們欺上瞞下，從政府騙取無息貸款，轉手高利貸轉嫁給百姓，結果給國家和普通百姓帶來更大的痛苦。

　　“五均”和“賒貸”這兩項政策如果能夠分開進行，不同時進行，那么反對的聲音就不會這么大，也許可以逐步的推行。

　　商業不興，農業的改革就勢必會夭折，三年后一切又回到了原點。

　　政策的制定是很重要的，而最最重要的卻是政策的落實，王莽對農業和商業的改革，制度都是非常先進的，最后沒能實施，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沒有使國家富強，一方面是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另一方面就是執行力度，執行效果發生了偏差，甚至走向了反方向。

　　這些政策雖然沒有取得好的效果，在主觀上制定的出發點還是為國為民，也解決，緩和了一些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