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剛過，春耕已是迫不及待。

　　新港通過海貿獲得的移民主要安置在新港城周邊以及新港直轄的彰化和淡水區域，南部云林、嘉義、安平、鳳山四縣移民比例變化不大，多數為原先的自主移民，在穿越眾到來前便已存在。

　　目前來說全臺人數不算多，哪怕是第一年輸入了不少移民，但靠海貿獲得的糧食和現代帶過來后備糧食以及每天出港的捕魚船，這些渠道獲得的糧食和肉食足以渡過第一年，但第一年的種田成果，決定著元老院接下來的移民人數和發展速度，畢竟人是生產力的第一要素，空有超越時代的良種、空有各類機器，沒有大量勞動力的參與，一切都是空談。

　　農業部長徐剛向元老院遞交了一份報告，農業部內部研究認為，綜合目前西海岸的情況，想要最大限度的提高前期糧食產量，第一年應嘗試大規模種植水稻、土豆、紅薯。此外小麥、大麥、玉米、大豆、高粱、綠豆、蠶豆等作物可以作為備選發展種植規模。

　　經元老院全體決議，此報告被一致通過。

　　水稻且不用說，目前從海上獲取的大部分的糧食來源都是稻米，而彰化地區則是天然的水稻種植區，此地水資源充足，后世便是非常著名的水稻產地，彰化一縣之地，在后世完全開發后，耕地總數約9萬公頃，其中絕大部分是水稻田，而全臺總耕地數目在1977年的巔峰時期也才92萬公頃，從彰化到安平這片平原之上，從清代以來便是島上的農業生產命脈。

　　水稻在第一年的種植方式將種植兩季稻。臺灣雖說是適合種植三季稻的，但傳說中的三季稻并沒有那么神，在農業方面，邊際產量遞減規律非常突出，江蘇省邢江縣1980年的試驗結果表明，當年，兩季稻每畝總產量達2014斤，而三季稻只有1510斤。更不用說兩季稻還節省了生產成本和人力成本。

　　除了三季稻的產量原因外，實際上受到小冰河的影響，福建、廣東地區冬天都會出現下雪的天氣，所以目前的臺灣氣候想種三季稻還得細細考量研究。

　　西海岸第一年用來種植兩季稻的是現代種子，稻種里面早稻、中稻、晚稻都有，由于穿越者沒有“野敗”這種雄性不育的水稻基因型，就是從現代市場上購買了雜交水稻種子，也無法大面積推廣種植，所以買來的都是普通稻種，但相比于17世紀的稻種收成，待秋收之時，必然是另一番光景。

　　由于絕大部分人的飲食習慣，水稻的種植是基本，而土豆和紅薯則是讓穿越眾對于前期糧食產量非常樂觀。

　　土豆又叫馬鈴薯，因酷似馬鈴鐺而得名，此稱呼最早見于康熙年間的《松溪縣志食貨》。東北、河北稱土豆，華北稱山藥蛋，西北和兩湖地區稱洋芋，江浙一帶稱洋番芋或洋山芋，廣東稱之為薯仔，粵東一帶稱荷蘭薯，閩東地區則稱之為番仔薯。

　　馬鈴薯非常適合在原來糧食產量極低且只能生長莜麥的高寒地區種植，相比于紅薯更抗干旱，雖說沒有土豆脫毒技術，但17世紀時，馬鈴薯已經成為歐洲的重要糧食作物并且已經傳播到中國。

　　古代并沒有明確脫毒概念，而土豆的脫毒并不是那么簡單，現代土豆脫毒方面，我國一直落后于國外，均產量不如國外的三分之一，國內還廣泛存在傳統種植。

　　不光土豆有所謂毒素，很多農作物在一塊地種久了都會減產，所以古人很早就學會了在同一塊地種植幾年后便換一種作物耕種。

　　穿越眾從現代帶來的土豆種子，只需要確保頭兩年的高產便已足夠渡過前期，渡過前期后完全可以用其余作物代替土豆。

　　比如除了土豆外，真正的神兵利器乃是紅薯，紅薯又叫番薯、甘薯、朱薯、金薯，俗稱地瓜，這東西在現代畝產萬斤的新聞屢見不鮮，而在古代，至少在1641年的明朝，沿海地區，特別是福建地區已是小有名氣，但終究得不到大范圍的推廣。

　　1593年，萬歷二十一年，豐臣秀吉的侵朝大軍與明將李如松在平壤激戰正酣。此時來自福建福州的商人陳振龍帶著兒子及商隊渡海來到菲律賓。在馬尼拉，吃了半輩子大米的他們首次嘗到這種清甜又管飽的神奇作物，看到漫山遍野種植的朱薯（國內最早的稱呼），陳振龍想到了自己的福建老家，糧食短缺，時常有各種各樣的水旱風災，而且福建多山，若在山上及曠地種植朱薯，可以救荒，于是陳振龍決心把朱薯帶回國內。

　　當時西班牙人掌控下的呂宋嚴禁薯種外傳，陳振龍用高價向當地人密購薯藤數尺，裝在竹筒中，用繩系于船舷浮在海中，避過檢查，終于將此物帶回福建福州并于當年試種。

　　當年正逢福建全省大旱，面臨糧食短缺的局面，陳振龍讓其子陳經綸上書時任福建巡撫金學曾，言明呂宋朱薯可以救荒，且易栽種，不怕水旱，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

　　金學曾閱后，即批示：“夷國之薯氣味平甘，可補糧食不足，該生涉險帶種而歸，事屬義舉。速覓地種植，俟收成后，將朱薯呈驗。”

　　據記載，陳家率先在自家的農田里開始種植紅薯，四個月以后，把土挖開即見紅薯，子母相連，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蜜棗。金學曾聞訊大喜，隨即傳令推廣，“教民種之，以當谷食”。

　　此后福建之地，多賴此物解決糧食不足，為感激金學曾推廣之德，將朱薯改名金薯，因該薯系由外國引種，民間亦稱番薯。

　　直至清乾隆時期，國內人口大爆炸，按照歷史宿命輪回，乾隆年間本該是一個福份已盡的時代。此時的人口增長已經接近全國土地承載力的極限，應該有越來越多的人被餓死，另外一些差點餓死的人當中，又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為了果腹鋌而走險...恰逢此時，被忽視了近兩百年的紅薯開始進入執政者的眼簾。

　　乾隆年間的福建，一位叫陳世元的商人也在為了生意四處奔波，此人正是陳振龍的后代。在他的包袱里，除了閩商慣有的南洋貨物之外，還有一件不起眼的物件。陳世元對它最是看重，每到一處都會向當地鄉紳推銷此物，并傳授相應的栽種方法。

　　對于那時的百姓來說，番薯是一種神奇的農作物。它不需要肥沃的土壤，也用不著辛勞的照料。人們為它投入的人力物力遠不及稻谷或者小麥，而得到的產量卻遠遠超越前者。

　　清乾隆十四年(1749)，陳振龍五世孫陳世元將金薯推廣到山東膠州。乾隆二十一年又推廣到河南、河北。乾隆四十一年，他編成《金薯傳習錄》2卷，在福州刊印出版。

　　1785年，乾隆五十年。八十高齡的陳世元在受政清廷委派前往河南傳授種植番薯之法的途中逝世，乾隆帝聞訊，開恩追贈陳世元一個國子監學正職銜，這是一個區區正八品的官位，還是死后追贈。

　　“十全老人”根本不清楚陳世元推廣紅薯的這份功勞，對他和他的帝國究竟有多大的價值。迷之自信的弘歷，似乎把這一切都算成了自己一個人的成就。此時的乾隆帝已經成功完成人口闖關，為清朝延壽百年。然而，該來的還是會來，而且來得更加慘烈...

　　從16世紀末到18世紀末，近兩百年的時光，經福建陳氏五代人的推廣，紅薯才真正的在全國有影響力。

　　明清之時，水稻畝產在350斤上下，而紅薯對地的質量要求很低，無需怎么打理照看，在明清之時便能輕松達到千斤以上的產量。

　　現代土豆畝產1000-2000kg，紅薯產量2000-3000kg，放到穿越眾手中，在沒有肥料的幫助下，以糞肥作為基肥，產量可期，哪怕是現代產量的一半，也足以作為發家致富的利器。

　　在現代，哪怕是真有一天全國性的鬧災荒，糧食絕收，只要立刻種紅薯，全國種紅薯，兩個月之后，待到紅薯長到拇指大小，饑荒就可以得到緩解，莖葉做為蔬菜，小紅薯收作主糧，能救命的主糧。

　　雖說過量食用紅薯會出現燒心、吐酸水、肚脹排氣等不良現象，其中主要是因為紅薯中有一種氣化酶導致，但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多喝菜湯解決，且菜湯可以是紅薯葉子做成的，不過吃多了放臭屁的問題嘛...

　　除了作為主食，紅薯還能用來釀酒，《亮劍》中柱子要是沒死的話，李云龍賞給他的那半斤地瓜燒可不是指吃的地瓜干或者烤地瓜什么的，而是半斤地瓜酒。

　　用地瓜釀的酒也就是地瓜燒，這種就酒就是嗆和辣，其中這個“燒”字就是從這里體現的，那就是從嘴燒到胃，即便是不好喝，但是在當時的那個年代，也算是非常難得的酒了，所以最后柱子才會那么高興。

　　除了三種主食外，其余作物將完全作為補充，其中從現代帶過來的玉米想要發揮大作用估計得應用到長江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