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

　　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

　　《論貴粟疏》中，晁大夫所述與明朝末年的世情何其相似，跨越時光千百年，雖說各朝各代大多實行重農抑商之策，“士農工商”之說牢不可破，然而每當王朝末年，總免不了髀肉復生之景。

　　士者碌碌，領俸而流于表，商者耳目精通，囤貨居奇，操持物價，所獲之利皆巨。

　　此二者之家，男女都不用耕耘、蠶織，吃的必然是精美的飯食，穿的也少不了華美服飾，不用受農家之苦卻對農家產物唾手可得，又因為財力雄厚，可四處結交，攀附權貴，力壓府縣之吏，再以利益勾結。

　　這便是晁大夫所說的“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上面這一套放到明末來看也是如此相像，只不過歷史在發展到明末后，已然士商合流。歷史就是一個循環圈，哪怕千百年前就有告誡在前，還有朱重八造反，這活生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實例在后，估計依舊止不住人心瘋長的欲望。

　　以新港南北各地移民為例，他們也大多是破家之人，或逼迫，或自愿才來到此地，但知人知面不知心，其中若是有人驟然上位，手握權勢或財富，依舊不能避免有人會化身惡龍，吃肉喝血，這難道是人類刻在基因中的嗎？

　　孟子說人性本善，荀子說人性本惡，而關于善惡的問題，在儒學體系中，孔子并未明確說明，但人性本善也好，人性本惡也罷，只有生存才是最真實的。

　　生存是一種幸運，過去的地球上如此，現在也從未改變，但不知什么時候開始，人類有了一種錯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東西。

　　從遠古人類時代起，最早的人類祖先們為了生存搏殺了不知道多少萬年后，走上了食物鏈的頂峰，從此地球上的一切都任其予取予奪，叢林法則也漸漸被包裝改變，人類內部開始講文明講規則，表面上變得不那么殘酷血腥。

　　但人類爭奪的本質從來沒有改變過，最早是為了生存，生啖血肉，像野獸一樣撕咬搏殺，后來是為了利益，為了人類永無止境的欲望，而在文明規則的表面下，內里的血腥味和幾萬年前沒有任何差異。

　　在17世紀的士紳們眼中，土地就是最大的利益，是一切利益的根本，哪怕鄭氏縱橫東南海域，每年能從海上獲取巨萬之利，鄭芝龍也依舊被土地牢牢吸引在岸上，這足以說明原因。

　　古代，土地主要用來種植糧食，戰國中晚期時，一畝地產量約216斤糧食左右，到秦漢時期達到264斤，東晉南北朝時期畝產量不增反減，約為257斤，直到唐朝，農業迎來了大發展時期。

　　隨著李唐奪取天下，政治逐漸趨于穩定，冶鐵業再度發展下，鐵農具得到更有力的發展了推廣，加上神器曲轅犁的出現，牛耕效率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語，水利方面改進了發明于隋朝的筒車，這一切都使得唐朝的平均畝產量增加為大約每畝334斤。

　　宋、元、明時期，農業方面從畝產量數據上看，改變不多，明朝平均畝產量為大約為346斤，其中明代江南地區水稻的畝產量大約為368斤。

　　明清時期我國主要糧食作物仍沿襲宋元以來的格局。

　　明人王士性在《廣志繹》中寫道:“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濕，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麥、菽，天造地設，開辟已然，不可強也。”

　　北方由于氣候環境的變化，水資源日益減少，水稻種植面積明顯縮小，而小麥的種植規模因灌溉技術的提高，在北方糧食作物中逐漸占主要地位。但明末時期糧食作物最明顯的變化，則是以玉米、甘薯為代表引進的農作物，全面改變了原來的農作物種植結構與組合形式。

　　玉米在明朝中葉輾轉傳入我國，但傳入我國的過程很復雜，一般認為有三條傳播路徑。其中一條由阿拉伯商人經西亞至中亞，然后進入我國西北，再傳入內地;另一條則由歐洲經西亞、中亞、印度、緬甸后傳至我國西南，第三條則是南洋商人經菲律賓傳至我國東南沿海。

　　由于玉米的傳播路徑很復雜，在傳播的過程中各地都形成了自己的名稱，如玉蜀黍、玉高粱、西番麥、玉米、玉蜀秫、戎菽、御米、包谷、陸谷、西天麥、玉麥、印度粟、珍珠米、苞米、棒子等，這些不同的名稱既反映了玉米的形狀特征，也表達了它的使用價值。

　　不負眾望，到清朝時，完全本土化的玉米終于成為了我國重要的主食之一！

　　甘薯在我國農業發展史上具有與玉米同等的地位，特別在南方山區意義尤其重大。甘薯傳入我國時間與玉米相近，約在明朝中期。

　　甘薯傳入之前，本土就存在野生山薯，與外來的甘薯比較，“番薯為甘，山薯為劣”，土生甘薯品質上的不足，為外來品種的傳入創造了條件。

　　明人何喬遠在《閩書》中記道:“番薯，萬歷中閩人得之于外國，瘠土砂礫之地，皆可以種。”

　　何喬遠文中所記即指福建長樂人陳振龍引進甘薯之事，當時為萬歷二十一年。但陳振龍并不是最早將甘薯引進中國之人，實際上在此之前，甘薯已經傳入廣東。

　　《東莞風崗陳氏族譜》記載東莞人陳益將甘薯引進中國的過程。陳益引進甘薯應在萬歷十年，在時間上早于陳振龍十余年。

　　總的來看廣東與福建都應是甘薯在我國的最早登陸地，并以此為根基逐漸由東南沿海一線向內地傳播，除東南沿海一路外，甘薯傳播路徑還由緬甸、云南一線形成西南陸路，通過這條路徑傳入甘薯也應該在萬歷年間。

　　后世甘薯與玉米并行，逐漸取代傳統糧食作物的原因，仍是甘薯對環境的適應性較強，“不與五谷爭地，凡瘠鹵沙岡皆可以長”，“地之不宜耕稼者唯種甘薯”，田間管理也比較簡單，按時播種、收獲”，就能“供一歲之需”。老幼皆可以食，饑焉得充，多焉而不傷，莖葉還能充作雞犬之食。

　　由于這樣的原因甘薯開始在全國各地傳播，但由于古代的地理交通條件，又沒有朝廷的重視和大規模推廣以及后續培養合適的種子，加上關外韃子打秋風，天災人禍小冰期，以及日益緊張的土地兼并下，老朱家終于是將一手好牌打的稀爛。

　　明朝萬歷時期，天降猛男張居正，看清了此時正在走下坡路的明王朝，在他在擔任首輔后便欲革除弊政，瞄上了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的“一條鞭法”。

　　張居正在萬歷六年（1578）下令清丈全國土地，清查溢額脫漏，并限三年完成。結果國家掌握的納稅田畝數達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征稅田額增三百萬頃。在這個基礎上，最終張居正于萬歷九年（1581）采用一條鞭法，作為全國通行的制度

　　一條鞭法的實行，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緩解了經濟危機，緩和了政治危機，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也給處于走下坡路的明王朝一線曙光。

　　但萬歷十年（1582年）張居正病死后，一條鞭法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與秦國商君人亡政未熄的結果不同，萬歷皇帝朱翊鈞早已耿耿于張居正的震主之威。

　　張居正當國十年，所攬之權是神宗的大權，這是張居正效國革新的需要，但他的當權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權力上面，張居正和神宗天然對立。

　　萬歷皇帝在張居正死后，下令抄其家，并削盡其宮秩，迫奪生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而且險遭鞭尸，連家人都未幸免。同時下詔書大罵已經去世的張居正是“謀國不忠”的“大奸”“惡賊”！

　　人亡政息，張居正在位時所用一批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復以前弊端叢生的舊觀。整個神宗一朝，沒有人敢為張居正喊冤。

　　直到天啟（明熹宗朱由校年號）二年(1622年)，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張居正，予以復官復蔭，但復官而不復政，朱明之亡，時也？命也？

　　非也！老朱家自己作死，怪不了旁人。

　　1618年，明神宗萬歷四十六年，明廷因“遼事”緊急，加派“遼餉”，畝加銀三厘五毫，第二年再加三厘五毫，第三年又加二厘，前后三征，即每畝征銀九厘，超過農田正常畝產的一半，每年強征銀五百二十萬兩。

　　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明朝宣布“遼餉”畝再加征銀三厘。

　　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明朝加征“剿餉”，每年加派銀三百三十余萬兩。

　　崇禎十二年（公元1639年），明朝加征“練餉”，每年征銀七百三十余萬兩。

　　“遼餉”、“剿餉”、“練餉”，合稱“三餉”，三大軍餉每年向農民強征白銀多達兩千萬兩，超過正常賦稅數倍，天下農民傾家蕩產，饑寒交迫。

　　自萬歷之后，明朝敗相已顯，各地小規模農民起義不斷發生，最終星火燎原。

　　賦稅日益加重，天災人禍不斷，鄉紳豪吏不斷盤剝壓榨卻變著法子的不用交稅，沒看錯，權勢之家們是真的不用交稅。

　　洪武朝之后，官員們優免稅賦的口子就越來越大，從京官到地方官再到但凡有點功名的讀書人，年代越往后，政策越寬。

　　例如正德年間，一品官員優免額度為四百畝地，但是到了萬歷年間則達到了一萬畝。理論上來說，正德時的一品官員四百畝地額度并不多，但是架不住人類在鉆空子這方面“智慧無窮”，最終限額基本上就是個擺設，更何況此時已是明朝末年。

　　此時的小冰河氣候不只是流于紙上，極端惡劣的天氣頻繁出現，乃至廣州、福建都開始頻頻下雪，尤其是北方地區情況更甚，往往北方農民顆粒無收。這種情況下的農民一旦某一年沒有收入，只能選擇賣兒鬻女。

　　在此期間，豪富之家只需尋得靠山將家中土地掛靠了事，獨獨小民承擔重稅，養九州億萬之重。

　　這樣的小冰河時期，氣候并不僅僅只是一兩年，而是一直持續到明末這幾十年間未曾消退。被這樣極端天氣反復蹂躪的普通農民，紛紛走向破產。活不下去的農民，或餓死或揭竿而起，于是大明王朝內地，流民遍地，餓殍遍野，人相食的末日景象不僅僅是說說而已。

　　在這種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情況下，土地兼并也在明末達到了有明一朝的最頂峰。

　　明朝末年，土地兼并已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公勛戚和地主豪紳瘋狂地走上餐桌，拿起刀叉對準小民，目標直指他們最值錢的東西——土地。結果不言而喻，大多數的農民相繼丟失土地，或被迫、或主動的成為佃戶。

　　顧炎武便在《日知錄》卷十《蘇淞二府田賦之重》說：“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

　　此時的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陜西、湖廣等地的絕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勛戚和地主豪紳侵占。

　　一般地主豪紳通過豪奪巧取總是能心滿意足，如此盛景可謂是“求田問舍而無所底止”！

　　皇室勛戚和大臣的莊田，在嘉靖年間(1522—1566)達到20萬多頃，分布在各個省份，占當時納稅田畝總數的二十分之一。至于占地幾萬畝幾千畝的地主多如牛毛，如萬歷時(1573—1619)南直隸有占田7萬畝的大地主。

　　湖南桂陽也有半數土地為幾家鄧姓地主所占盡。《桂陽直隸州志》記載：“鄧仁心者，崇禎時諸生，弟仁恩為國朝諸生亦居州北；兄弟田數百頃，以富雄一方，至用擔石程田契；乘馬不牧，游食田野，數十里不犯人禾。”可見鄧氏家中之地廣！

　　萬歷四十一年(1613)進士，戴澳曾作一詞如下：

　　裊裊秋風凄衛水，歸舟一葉秋風里。短發未梳眠乍起，三十里，快帆亦會歸人意。

　　漫說東方饑欲死，白糧連舫趨燕市。三老相逢作吳語，空索米，長安半是侏儒耳。

　　不同的人處于不同的地位、階級，看到的景色自然大不相同，當時浙江奉化一縣的土地，戴澳一家占了一半，自然能輕易說出“漫說東方饑欲死，白糧連舫趨燕市”這樣的話語，如此言語和那句有名的“何不食肉糜”真是不相伯仲。

　　沒有人會將刀砍向自己，更沒有人會背叛自己的階級，戴澳同樣不例外，漫說是戴澳，哪怕是21世紀人類文明最鼎盛的時期，同樣沒有幾人會選擇背叛自己的階級去幫助底層人民，敢于這么做的，付諸行動的，才當的起儒家所說的“圣人”。

　　ps:《論貴粟疏》，西漢文帝時期名士晁錯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