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不禁一愣：

　　“憑什么說我反叛？莫非傳令給司馬錯等人的使者被捉泄密？

　　但送出的只是預定的暗號，使者自己也不會知道含意呀？”

　　不容他多想，衛隊長馮凱大汗淋漓的匆匆進來報告：

　　“有無數的百姓，或手持木棒、磚瓦，大多赤手空拳，朝府上擁來！”

　　商鞅的反應很快：

　　“肯定是他們一時湊不齊兵馬，便以新君之名派人蠱惑無知小民趁機搗亂、渾水摸魚以爭取時間?！?p>　　便慢慢站起，冷靜地說：

　　“沒什么，不必慌，我去看看?！?p>　　此時府門已經緊閉，府外大街上鬧哄哄地擠滿了“亂民”。

　　各條街上還有數不清的人蜂擁而至、絡繹不絕。

　　先到府前的則已動手砸門，膽大的青年人還試圖跳入墻內，大家正在興頭十足地忙得汗流浹背。

　　突然，有人發現商君冠服整齊地站在門樓上，不禁叫了一聲：

　　“在那兒！”

　　驚動眾人一齊仰頭上望。

　　商君只咳嗽一聲，人們就像被施了“定身法”給定住似的，立刻安靜下來。

　　大氣兒都不敢出，再沒一個人亂說亂動。

　　商鞅沉著臉，用目光在人群中掃視個來回后，才大喝道：

　　“爾等意欲何為？還不快滾？”

　　這些人果然聽話，就如炸了巢的蜂一般，轟一聲一齊向后轉，扭頭就跑。

　　盡管暗中操縱的人還想攔阻，但畢竟人少，怎擋得住那有如決堤后的滾滾洪流？

　　后面的不知出了什么危險，也紛紛往回亂跑，剎那間商府前便又是一片寂靜。

　　商鞅只一句話就嚇跑了成千上萬的“暴役”，可見他素日在秦國之威嚴。

　　商鞅臉上剛浮笑意，突然一愣：

　　遠處街角忽閃出“司馬”的大旗，御林軍們攔住了“亂民”們的退路，并驅趕他們再涌向商府。

　　他不封鎖宮門，跑到這兒來干什么？

　　對付這些無知小民還用你幫忙？

　　目前最重要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去控制那些更具危險的政敵們啊！

　　但司馬錯似乎沒領會他的意圖，御林軍把“亂民”們驅趕到府前后竟突然大喊：

　　“新君有旨，無論軍民，捉住判賊商鞅賞萬戶侯！”

　　御林軍不同于那些暗中操縱者，他們是“新君”的代表，傳達的“旨令”也就更具有威信。

　　肯定是“真”的。

　　對商君的怨恨和萬戶侯的重賞，重又鼓起群眾近乎盲目的熱情。

　　在陣陣滾雷般的吶喊中，潮水似地向商府再擺開一輪輪猛烈的沖擊，磚瓦石塊鋪天蓋地地投入府中。

　　馮凱搽著熱汗勸商鞅：

　　“上萬的亂民都瘋狂了，后邊還有御林軍撐腰，很快就會沖進來。

　　我和弟兄們再拼命擋一下，您快走吧?！?p>　　老仆商安捧上一套平民衣服……

　　商鞅意識到：

　　自己被司馬錯出賣了！

　　卻不明白，他怎么變得這么快？

　　但形勢已不容許他再研究分析被出賣的原因。

　　危險迫在眉睫，不能再矜持冷靜、假裝鎮定了，確實必須馬上“倉皇出逃”。

　　便順從地換了衣服，總算還囑咐了馮凱一句：

　　“你們頂一下也趕快撤?！?p>　　可惜，他剛跑出后門，馮凱的衛隊和家丁們就被洶涌的人潮所淹沒……

　　商鞅稱得上當時的“大政治家”。

　　雖然欺騙公子卬取西河的手段稱不上光明正大。

　　但他的專業還是如何管理國家，統治民眾。

　　對于運用陰謀詭計于人之間爭權奪利的“政治斗爭”則稍遜一籌。

　　而公子虔等正相反：

　　對于如何富國強兵一竅不通。

　　但為了一己之私，什么口蜜腹劍、栽贓陷害、移花接木、無中生有、扇陰風、點鬼火、策劃于密室等等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

　　在秦孝公堅決支持商鞅變法的政治環境中，他們知道斗不過商鞅，便把希望寄托在憎惡商鞅的太子駟身上。

　　由于商鞅的權勢已僅次于秦孝公，新君繼位也很難扳倒他，所以必須采取積蓄力量的策略。

　　公子虔等被削職為民只是不能參與朝政，作為“庶民”行動自由并不受限制。

　　而且他也沒有因為受刑便真羞得“八年不出”，只是行動不再張揚而已。

　　他們可以通過“清晨鍛煉”、“午間聚餐”、“夜半小酌”等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與朝野人士頻頻接觸。

　　投其所好，揭其隱痛，建立感情上的一致，慢慢滲透，再喻之以“利、害”威脅引誘。

　　逐漸凝聚成一團越來越大的“反鞅”勢力。

　　另一方面，商鞅的政策雖然能調動積極因素。

　　但對于已踞居一定位置的官員們來說，是“苦”多于“樂”。

　　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爭取更多，按新法，就必須付出相應的勞動，而懶惰失誤，則要受到無情的懲罰。

　　“勤勞”是有尺度的，無論工商還是官員軍人，達不到要求就不能獲取，而稍不檢點，懲罰就立即降臨。

　　所以，筋疲力盡后而受賞，并無感謝的心情；

　　而被懲罰則對他恨之入骨，結果必然是“親之者寡，怨之者眾”，在位越久，積怨越深。

　　除了趙良、景監幾個人，其余對他都是虛情假意。

　　商鞅之不得人心還在于“新法”的內在缺陷：

　　它對富國強兵起到巨大作用，新興地主階級和平民也從中獲得利益，對此他們當然熱烈歡迎。

　　但正如孔子所指出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利益不可能也不應該“平均分配”，得到最大最多的必然是少數。

　　于是大多數人的心態便會形成不平衡，由怨生恨。

　　一切動物，無論是否有理性，都存在一種“惰性”。

　　在接近滿足需要或遇到不易逾越的阻力時，自身的活動便趨向于“靜止”。

　　必需受到外力的推動或借助慣性才能驅使之通過這個“死點”。

　　在現代的西方是以殘酷的“生存競爭”來解決。

　　而戰國時的商鞅則是揮起“重賞”和“嚴懲”這兩根大棒。

　　可惜，“公平公正”只是相對的。

　　“重賞”仍傾向于上層，“嚴刑”則多施于平民。

　　所以，不僅他的政敵，在社會基層也廣播下仇恨的種子。

　　“以法治國”可以富國強兵，卻又會給商鞅帶來足以淹沒他的災難，這不能不說是商鞅的悲哀。

　　趙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勸諫商鞅急流勇退。

　　但商鞅意識到了，卻無力扭轉這個趨勢。

　　公子虔等老政客，則充分利用了這個趨勢，在商鞅身邊織起一道道羅網。

　　這就是為什么會有那么多平民百姓在某些人的鼓動下積極投入“反鞅運動”。

　　司馬錯也看到商鞅雖然位高權重，但仇敵太多。

　　新君繼位后，他的權勢地位不一定穩固，不是可靠的后臺。

　　所以太子駟一亮明態度，便隱瞞了自己的“內線”身份，向新君效忠。

　　并迅速執行新君的命令，帶來御林軍去捉拿商鞅。

　　不過此時他仍處于猶豫之中，商鞅有如一座巨大的冰山，盡管不如泰山、華山那么穩固。

　　但太大了，以人力能扳倒嗎？

　　他不能不腳踏兩只船，無論哪一方占上風，自己在政治上都有雙保險。

　　所以在兵發商府的途中還在準備見到商鞅后的另一番解釋。

　　然而，當看到成千上萬的黎民百姓都在叫喊捉拿商鞅的時候，他終于拿定了主意：

　　商鞅肯定完蛋！

　　其實不止司馬錯，還有許多曾經積極支持商鞅變法的人。

　　在孝公病重時就看出商鞅大勢已去，而開始向“反鞅方”或暗送秋波、或公開靠攏。

　　所以商鞅早就眾叛親離，甚至連準備倚靠他奪取王位的右更將軍也放棄欲望，沒有聽從他的號令。

　　在這種形勢下，就算司馬錯仍按他的計劃行事，能否達到預期目的也是個未知數。

　　可憐商鞅聰明一世，竟糊涂一時！

　　在幾個衛士的掩護下，商鞅趁亂逃出咸陽城。

　　為了隱蔽身份，扮成了小商販，也沒敢帶隨從。

　　躲到天黑后，摸進城郊小鎮，便找個客店想休息一夜，明朝再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