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變法”有以下主要內容：

　　確立更具備發展潛力的政治中心，定都咸陽。

　　建立“郡、縣”的行政管理制度，收回領主們對封地人民的行政管理權。

　　鼓勵耕織：生產的糧食、布帛超過規定數量者為“良民”，免除一家傜役；

　　因懶惰而貧窮的為“莠民”，罰做“官奴”；

　　獎勵并強制農民把自己附近的荒地開墾為熟田。

　　改革軍隊法令：

　　斬一敵首，賞爵一級，臨陣后退者，殺！

　　以軍功確定尊、卑等級。

　　廢除世卿世祿制度：

　　有功者授上爵，可顯榮；

　　無功者雖富人，穿的衣服、車上的裝飾，不許有華彩；

　　國君的宗室無功，也削籍為庶民。

　　實行戶籍管理。

　　身份證明、住店登記、訐告、連坐；

　　嚴禁私斗，無論曲直都要受懲罰，直至殺頭……等一系列維護社會治安，加強控制人民的嚴密法規。

　　此外還有許多利于發展生產、擴大國家財源，強化國君統治的措施，就不一一贅述。

　　總之，“新法”可以使勞動者和下層的“士”階級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較多的收益。

　　賦予了戰斗在第一線的將士們以更多的實際權利，從而大大調動了生產和作戰的積極性。

　　使秦的綜合國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

　　但“治國以法”勢必廢除舊的“親親、貴貴”、任人唯親的制度，破壞了奴隸主貴族們的“民主”。

　　削奪了那些既不必從事生產勞動。

　　又不必當兵打仗，只靠祖宗庇蔭就能吃喝享樂的世襲貴族們的特權。

　　他觸動了舊奴隸主貴族們的既得利益和長遠利益，就必然會遭到這些人的強烈反對。

　　這些人世代掌權、官高位尊，又互相連結，盤根錯節。

　　勢力雄厚到連國君也不能僅用一紙命令就能使他們服從的程度，要推行新法，面臨著巨大的障礙。

　　家將和獵手們撒鷹縱犬正在田野里激烈角逐，幾位公子哥兒卻半躺在林中樹蔭下。

　　他們懶洋洋的邊休息邊喝酒。

　　為什么他們出來游玩，卻失去打獵的興趣？

　　一個身穿棉花衣、腳踏鹿皮短靴的青年憤憤地把殘留一半酒的杯子甩出去：

　　“照他的‘法’，明天咱們都得上前線，拼命去砍人頭。

　　哼，誰的頭愿意讓你砍？

　　說不定別人的沒砍到，先把自己的鬧丟咧！

　　想起來就讓人心煩。”

　　又一個青年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笑了：

　　“甘則，你不是一向以武藝高強自詡嗎？怎么倒怕上戰場啦？”

　　甘則瞪了他一眼：

　　“公孫梅，你傻呀？

　　戰場上不同在校場比武，那是槍槍見血，刀刀吃肉，不是你死，便是我活。

　　你這樣的小白臉上去，更是給人家當‘立功’的材料！”

　　公孫梅面容姣美如少女，穿一身素白，更顯得亭亭玉立。

　　據說他媽“夢梅”而生他，所以取名“梅”。

　　祖父公孫賈官居太師，是太子駟的老師，地位顯赫，對這唯一的孫子溺愛無比。

　　在女人堆里長大的公孫梅身上更多的是女兒氣。

　　他本對游獵這類粗野的玩法沒什么興趣，是被表兄嬴飛拉出來散心的。

　　聽甘則譏笑自己，便一撇嘴：

　　“你別嚇唬我，我不上戰場，誰又奈我何？

　　反正立功與否，我照樣活。”

　　“你不上戰場？”

　　甘則冷笑：

　　“按他的‘法’，誰的服裝上沒有軍功綬帶，就只許穿麻布衣服、老羊皮襖，連車上都不許畫彩漆、掛銀鈴。

　　你還想把自個兒扮成一朵花兒似的呀？沒門兒！”

　　不許穿鮮美的衣服往俏里打扮，還真戳中了公孫梅的心事，不由得蔫了。

　　“那怕什么？咱們有錢??！”

　　正在旁邊照料他們吃喝的鄭賈忙上來打氣兒，他是大商人鄭朱的兒子。

　　按當時的“階級劃分”，“士、農、工、商”，商居末位。

　　但鄭朱太有錢了，每年可上繳國庫幾百萬的“利稅”。

　　對各位公侯重臣也孝敬不斷，所以雖然“成分”低劣，卻仍可錦衣玉食。

　　兒子鄭賈也仿效父親用錢開路，結交這些公子少爺們。

　　而這些豪門子弟顯然“根正苗紅”，并不把這個“人”放在眼里。

　　他的“錢”卻是他們恣意揮霍之必需，因此雙方一拍即合。

　　使鄭賈得以“附驥尾”，可也不過是在游玩時給人家當“仆夫頭兒”。

　　但在世俗眼里，卻能提高他的社會地位，得以“狐假虎威”。

　　而這也正是他花錢所求的。

　　所以在他的思維中，“錢”能彌補任何不足：

　　“沒軍功沒關系，咱們拿錢啥子都買得到！”

　　甘則厭惡的罵道：

　　“你懂得個屁！

　　軍功只能用敵軍的人頭換！

　　你有多少錢也沒用！

　　休說錢，便是我們這些宗室子弟，三年無寸功，就要削籍為庶民。

　　你們這些‘四等公民’在他眼里就更低劣了，被看作是不勞而獲喝民血的寄生蟲、虱子、臭蟲！

　　懂嗎？

　　他規定你們所有男丁每年必須到軍隊服百日雜役，不得雇人替代。

　　嘿嘿，可也好，只管侍候大爺們的馬，不打仗！”

　　這下子所有的人都蔫了：

　　秦人雖然剽悍，但這些貴族子弟，在驕奢淫逸的生活環境中已兌化變質。

　　只想玩樂享受，誰愿披堅執銳、餐風露宿、出生入死的去保家衛國、擴展疆土？

　　所以他們對剝奪了自己優越特權的“新法”非常不滿。

　　而他們的父、兄輩，因為“新法”不僅動搖了他們高高在上、倨視蒼生的尊貴地位。

　　更嚴重的還是將更改他們視為金科玉律、習以為常的舊法統、舊觀念。

　　正所謂“江山易改，秉性難移”，習慣勢力與各種利益結合在一起。

　　要想觸動它，就比挖了他的祖墳還難以忍受！

　　于是他們不斷向秦孝公指責商鞅的“新法”：

　　“誤國、害民”有如“洪水猛獸”，將危及秦國的統治。

　　秦孝公苦口婆心地向他們一再解釋，他們反倒連秦孝公也指責在內。

　　秦孝公卻又不能動用“君權”簡單的懲處他們，感到非常為難。

　　商鞅卻胸有成竹：

　　“讓臣跟他們談談，保證讓他們心不服也得口服，不能再阻撓‘新法’的推行！”

　　一場有關“新法”的大辯論，不可避免的勢必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