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家屯，康大功是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他雖然沒有讀過幾天書，但他深深地理解著中國農村人的生存觀，他牢牢地把握著“人”這個活寶貝。

　　他盡管沒有什么形成文字的理論，但他有經驗，他最信奉的也是那句話：只要有了人，什么樣的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時候，有的事物在某個特定的空間，他康大功想叫它是黑的它便是黑的，他想叫它是白的它便是白的，他想叫它是馬它便是馬，他想叫他是鹿它就是鹿。因此他牢牢地拴著薛老喜之輩，用自己獨有的眼光觀察著蘇家屯的各色人等，在適當的時候他會把薛老喜之流運用的恰到好處。

　　蘇家祠堂的西廂房有一間特殊的房子，也沒有固定的名稱，但它是起到治安作用的，房子里面放著一桿步槍，一桿土裝，一根繩子，坷垃就拿著那個房子的鑰匙。

　　平時，村里有人偷了莊稼，打了架，不服氣康大功了，最后發展到凡是康大功看著不順眼的，只要他暗示一下坷垃，他立刻打開那個房門背上那桿槍，掂上那根繩子，不由分說把那人五花大綁起來，然后用槍逼著沿村串鄉把那人送到公社的派出所。

　　無論到了派出所怎樣的處理結果，那便是十分丟人的事情，很多有這樣經過的人都是娶不下媳婦的。所以，日常的日子里，凡是誰家的孩子鬧人哄不住了，哭著不睡覺了，當母親的便會壓低聲音說：再哭，再哭老功都來了。

　　剎時全村都靜了下來。

　　那時去地里干活，人們已經沒有積極性了，路上都是拖拖拉拉的，盡量的晚去一會兒，少干一點活兒。

　　開始，薛老喜在前面帶路，他會吆喝：“快點兒，快點兒，都晌午了還沒有到地嘞”之類，大家都會隨著他的吆喝聲加快腳步，時間長了，大家便不聽他了，任憑他怎樣的吆喝就是不加快腳步。再后來，薛老喜也看出了這個問題，他便改變了方式，他在前面走，人們跟在他的后面，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的時候，他便轉身喊：“你們看，康隊長都跟上來了”。

　　后面的人一聽見康大功來了，就像電視上動物大遷徙，爭先恐后的往前面跑，路上揚起一團團的塵土。

　　往往到了田間，薛老喜便會再來一句：“康隊長拐到溝西去了”。

　　······

　　有些時候，我們并不怨天，也不怨地，更不會去埋怨這個社會和國家，也不去多埋怨康大功。正確的認識事物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是：認真地思考一下，下一步該怎樣走，怎樣“改革”目前的現狀，怎樣大膽的面對現實，勇敢的承擔起責任，“優化”這個社會，是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好。

　　一點都不難想象，如果“蘇家屯”就這樣一直按照康大功和薛老喜這樣的管理模式發展下去，就是再有100年，蘇家屯也只會越來越貧窮，越來越混亂·······，期間還不一定會出現怎樣的，不可想象的偶發事件。

　　蘇老二了解過“舊社會”，尤其是整個“封建社會”的社會狀態。說“舊社會”是吃人的社會，那一點都不過分。它們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少數人的天堂，大多數人，絕大多數人的地獄”。“新社會”的建立，已經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社會問題，并且得到了顯著的成效。要鞏固這樣的成效，還需要一代又一代國人們的努力。

　　······

　　“咬耳朵”那件事以后，很長一段時間，薛家的人總說：“那回真給蘇老二家罵美了，嚇的他爹他娘老鱉一樣不敢吭氣”。

　　其實，我，康素貞，蘇老二，鐘叔還有康大功都知道，這事要不是康大功勸說，只要再往前走一步，不要說二騾子，就是大騾子，蘇老二也會在他的頭上劈上一棍兒，甚至鐘叔手里的那把刀也會重重地落在他們的頭上。

　　農村有能人，比如康大功，他就是那種能夠根據事態的發展，能夠預測到事情結果的人，能夠把握住事物發展方向的人。

　　盡管“咬耳朵”那件事在康大功的勸說下暫時得到了平息，但蘇家從此和薛家結下了冤仇，盡管隨著時間地推移這種冤仇會淡漠，但從此蘇家的生活便籠罩在薛家的陰影之下。

　　蘇老二家出了大門還要有十幾米才能到街上，農村這十幾米空地是不占自占的，忽然有一天薛家在蘇老二家大門前幾米的地方建了個豬圈和廁所，這些，鐘叔都是不敢吭氣兒的。

　　夏天里那種臭味，那種惡心是人沒法忍受的，再加上出路受阻，可想鐘叔心里的憋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