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之學最早源于齊國的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齊國官辦的學術機構，由于歷代齊君的高度重視，也因此吸引了當時的很多的思想大家前來講學授課，如孟子，荀子等，這其中自由的學術討論氛圍下也衍生了很多思想上的新的見解，并產生了許多學術著作，而其中影響力最大的就是黃老之學。
稷下學宮中的很多著作都是托名于華夏始祖軒轅黃帝，之所以托名于他，是因為可能是因為齊國田氏認為黃帝是其先祖，通過推崇黃帝來提高田氏的地位，為田氏代齊提供合理性，也為齊國稱帝提供理論支持，這些著作被合稱為黃帝書，這其中有很多著作都是以“道”為其核心思想。
而道這個概念最早是由楚國的老聃提出并論述的，并且，同樣來自楚國的環淵繼承了老聃的學說，在稷下學宮有極大的影響力，并且也有人認為《老子》一書即是他所著，也有人認為他即是尹喜，這些人的著作和學說被統稱為黃老之學。
而秦國所行的法家學說即是脫胎于黃老之學，當剛知曉這一切時，秦胡亥驚的差點掉了下巴，他無法想象莊子和韓非子這兩位風馬牛不相及的論點居然同出一門學說，老聃為道家的創始人，而黃老之學正是道家的分支。
法家自身的流派中，如法、術、勢等，曾大量地吸收了其它家的學說，其主要的就是道家學說，法家的慎到、申不害等人深受受黃老之學的影響，黃老之學中所講的無為而治，無為而無不為，要實現君主的無為，就得需要一種手段來施行，這種手段就是法家的術，而法則是通過制度建設來解除君主的工作負擔，以實現無為而治，也就是說哪怕君主不參與，這套制度也能保障國家系統的正常運轉，從本質上達到老聃道教所說的無為而無不為。
可以說，法家是黃老之學的實用主義，法家門徒更多地將老聃學說是在政治上得以實現。
這也是秦胡亥想來召見淳于越的原因。
披上儒家外衣，內行法治而無為，看似矛盾又相輔相成，這樣既能緩解東方黔首對秦法的抵制，又能遮掩法家治國冰冷殘酷的本質。
因主張分封制而被轟出咸陽后，時隔數年，這位來自齊國稷下的傳人再次見到了大秦的統治者。
君臣見面，互相打量。
對于當今的二世皇帝，淳于越是充滿好感的，不為別的，只因為秦胡亥一繼位就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即分封兄弟為諸侯，如今東方雖亂起，但淳于越反而不再相言大秦短夭之語。
“寡人于咸陽為公子時，就嘗聽聞先生大名。”秦胡亥虛偽中帶著真誠說道：“昔日先生于咸陽宮所言，寡人深以為然，‘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后人當哀之亦鑒之！”
“陛下。”淳于越行禮道：“大宗為主而小宗為輔，此為天道也，陛下能分封諸公子而守四方，國之大幸。”
“剛剛先生授課。”秦胡亥斟酌地開口道：“寡人亦在旁聽，先生可是以為治國需無為方為善？”
此話誅心，淳于越低頭不敢接，他不太明白年輕的皇帝陛下想要說什么？自信宮焚書而禁百家言，敢于論法家治國不妥的士人都是什么下場淳于越是知道的，也正是從那以后原本濟濟一堂的博士學宮漸行凋零，也只剩下如叔孫通那樣的恬不知恥之徒仍留在咸陽歌功頌德。
見狀，秦胡亥喚來景夫，低聲囑咐一句后，開口道：“東方亂起，民不附秦，先生以為是苛政乎？法治清明，吏政廉潔，比之昔日六國，秦取才不論出身，不論私德，如此扔不可使民歸心，先生以為緣何如此？”
“陛下。”淳于越無奈，皇帝問話他不能一直不回答，想了想，只得說道：“臣以為，孔孟之性善不可取，韓非之本惡亦不得善。”
“孔丘孟珂不對，韓子亦不對？”秦胡亥疑問道：“寡人不解，煩請先生釋惑。”
“臣以為，昔日趙人荀況言’以德治國，兼用法術‘當為大善，天子治國，君權、禮義、法度、刑罰缺一不可，人性為偽，而非善惡。”
“荀況兼儒法之學，當是大才也。”秦胡亥不咸不淡地說道，換了個舒服的姿勢坐下，貌似不經意地開口：“人可以，那治國之政，可數家兼得乎？”
“臣不知。”淳于越低頭思索，沒能回答。
秦胡亥也不介意，他不在理會淳于越，而是低頭翻看著書牘。
須臾，景夫帶著三川郡守李由走了進來。
“臣李由，見過陛下。”
“坐。”秦胡亥道，這是他第二次見這位為大秦力戰而亡的名將。
李由不知皇帝突召自己所為何事，只得安靜地坐著，時不時還看了一眼同樣眼觀鼻鼻觀心的淳于越。
良久，秦胡亥放下書牘，展顏一笑，頗為釋然地說道：“老聃之學，上善善矣！”
說著，他看向李由道：“郡守以為，以洛陽一城行黃老可行否？”
“黃老？”李由愣住，他不由得看了眼端坐在一側的淳于越，這老儒和陛下說了什么？
“卿以為不妥？”秦胡亥笑問道：“且說說。”
“臣只是覺得，如今大戰在即，擅改法令或……”
“寡人聽聞，子南角于野王不遵秦律而行黃老，也未聞有什么亂子，況淳于卿言于寡人，我法家亦脫出于黃老，洛陽亦可行試一二。”
李由不是李斯，他沒那么的固執，或者說皇帝的這一要求，在他看來更多的是被淳于越這個齊人所蠱惑了。
如今朝野上下一心平叛，這是責任也是為彌補之前由于眾臣輕視而帶來的后果，當此之即，執秉國政的左丞相李斯也不想和秦胡亥有什么爭執，盡量地去滿足皇帝的小小任性，只要不干涉朝臣平叛就好，也是基于此，李斯才不反對秦胡亥召一群私德敗壞的人為郎的事。
皇帝陛下的要求可大可小，李由琢磨了片刻后，說道：“洛陽為三川郡治所，臣以為貿然更弦不妥，不若換一他縣，由淳于君為令，試行之。”
“卿以為可？”秦胡亥不置可否，他看著淳于越問道：“郡守之言，行否？”
“臣無異議。”淳于越道，此時他也不知道該說什么。
另二人退去后，秦胡亥陷入了沉思，他想要的不是恣意妄為般地推行更革法家之學，而是想憑借東方大亂的契機讓朝臣們認識到單純的法家治國是不行的。
在原本的歷史上，季漢初年，高祖入關中通過約法三章來廢黜秦律收關中民心。
而后，經高后執政，黃老之學又成了文景時期的主流學說，如果把黃老之學看作是道的層面，那么法家就是術的層面，一個道可以有不同的術，而季漢初年的治國之策就是另一個術，也就是對無為而治的另一種學說理解。
文景時期的無為是在認可道的前提下實現的，簡單點說就是，天下的萬事萬物有其自己的運行規律，不對其使用外力，她就會良好地運轉下去，延伸到政治領域就是，政府減少對社會的干預，社會就會自發地運轉，所以文景時期實施的是輕徭薄賦，簡政放權政策，讓政府盡可能地無為以實現社會的繁榮發展。
亞當·斯密在其經濟學著作《國富論》中提出的觀點：政府在自由經濟中應該擔當守夜人的角色。這本質上也是一種無為思想。
黃老哲學，基于技術發明和政治思想，以形而上本體的道作為依據，結合形而下的養生、方技、數術、兵法、謀略等等，具有極強目的性、操作性。
也因此，在后世的西方，黃老道家常被稱為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
民心不附，法律嚴苛，徭役繁重。
這是秦法三弊，本質上是秦法管的太多太嚴，黔首喪失了幾乎一切自由，等同淪為奴隸。
如果說在歷史長河里，秦國不過是統一路上的石頭，用于給后世王朝來摸，來尋找更好的道路。
所以，到了季漢，上到君主下到公卿士人，都在不斷反思秦代法家思想的弊端中尋找新的治國方略。
如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說：“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
而賈誼則認為秦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同時試圖將儒家的道德觀念融入法制當中，被稱為“援禮入法”。
到了漢孝武帝時期，獨尊儒術，儒學正式成為了官方思想，“援禮入法”也就可以實現了。當時的董仲舒和公孫弘等人將“五經”經義作為審案的標準，且得到漢武帝的支持和倡導。
秦胡亥是一個普通人，他不懂得治國，但他清楚的知道如今的單一法家是走不通的，哪怕秦國靠著法家一統天下也不行，必須要改，至于改成什么樣，如果沒有更好的政策，他不介意把漢初的制度拿來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