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澠池縣東來，一路上，秦胡亥和李斯始終處于爭論不休的狀態，秦法有弊，秦政有失，皇帝陛下不斷地舉例論述，但仍無法駁倒李斯的言論。

　　秦法不好嗎？秦制不夠完善嗎？

　　從偏安一隅的西陲小國到鯨吞天下一掃六合，難道這還不能說明法家治國的優越性？僅僅因為山東之民不服，就要更革已施行百余年、助秦大一統的國策，這不是因噎廢食嗎？

　　秦胡亥看李斯是冥頑不靈，李斯看秦胡亥就是少不更事。

　　既然無法達成共識，就只能拿到朝堂上來議一議。

　　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謂之洛邑。

　　若非文信侯呂不韋得封洛陽，重修城垣，這座八百年之久的都邑怕是早已破爛不堪，即便如此，天子故都依然比不了大諸侯如秦、楚、齊、魏等國的首邑。

　　洛陽，懿德宮。

　　這里原本是周之明堂，后被呂不韋改建為行宮，其名取自詩經《蕩之什·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因是基礎改建，故其建筑風格仍大體保留了成周時的樣貌，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稅設移，旅楹畫旅一應俱全。

　　懿德宮嘉陽殿，隨駕的文武大臣皆聚于此。

　　日常瑣事議完后，秦胡亥環顧眾臣，面色如常地拋出一個話題道：“諸位臣工，寡人有一問于卿等。”

　　“陛下請言。”左丞相李斯，代表眾人起身答道。

　　“是問也。”秦胡亥道：“天下歸一，使黎庶免于屠戮，此好事否？”

　　“此乃先帝恒古之偉業。”左丞相李斯中規中矩道：“以一代之功，利千秋萬載。”

　　“既如此，緣何歸一不過十余載，天下皆反？”秦胡亥故作不解地道：“若是利在千載之好，何至如此？寡人是問。”

　　“陛下，反叛此乃東方六國遺老心不甘也。”御史大夫馮劫答道：“我大秦亡其國，奪其權，使貴胄之人失其富貴而為黔首，是故六國之貴多有不忿也。”

　　“六國貴族嗎？”秦胡亥淡淡一笑道：“那緣何大澤鄉一經起事，山東諸縣贏糧而景從？莫不是民心思變？”

　　“陛下。”甲胄在身的衛尉楊瑞和行半禮道：“山東之民多奸惡無分是非之徒，不事生產，不務勞作，舉而起事不過是想掠奪財帛爾。”

　　楊瑞和這鍋甩的夠大，直接把原因栽到了人品上，合著山東之民都不是老實人，所以才會出現一夫作難而萬人景從。

　　“衛尉之言。”秦胡亥道：“怕是牽強附會了吧？人性也，如孟軻言本善，如荀況言本惡，如告不害言又如水，可因勢利導，之于人性如何蓋無定論，寡人常想是否因我秦法不適東方而使民皆亂也。”

　　“陛下何出此言！”秦胡亥話音剛落，李斯就第一個站出來道：“法者，國之根本也，無有法如何治萬民？勵將士？策群臣？我大秦原僻于隴西一隅，為周人輕視，為諸侯鄙夷，自我孝公求賢商君，以吏為師，以法秦國，終百余年而定六國，一統天下，此乃國本也，東方之民適與不適如何？皆反只因律不夠嚴，法不夠密也。”

　　“左相以為。”秦胡亥驚詫地盯著李斯，這個論點他還是第一次聽到，不由得問道：“東方皆反，是因我秦律不嚴所致？”

　　“然也。”李斯肯定地道：“律不足以威，無懾于民，是故民無懼爾，臣以為，當苛以嚴法，疲以黔首，使人無有他念之思，一應所有，皆有吏而操使，如此，民如草木，皆因生而生，因亡而亡，全憑國之所用。”

　　“左相。”秦胡亥疑慮道：“可有具體之法？”

　　“陛下。”李斯精神矍鑠地說道：“昔者先帝于咸陽信宮收天下詩書以焚之，然卻僅為廖廖，不足以盡收天下之牘，臣以為當大索天下，除宮室府庫所藏外，民眾不予通讀所學除律例外余者書，告奸者賞，隱匿者什伍連坐，盡誅三族。”

　　“另，黔首不允以樂聞之，以歌喝之，不可慶喜言喪。”李斯提議道：“如此，民心不異，一生之中，只可耕之，可工之，可戍之，余者皆不允，違者，皆夷三族！”

　　“左相之策過于急也！”御史大夫馮劫道：“當以折中，可讀書牘，然僅限于考工、醫、農之書，經史子集等皆焚之，此外，臣以為不可全禁樂娛等，樂者當加以甄選，使民眾娛而忘志者存，聞之而憤然者禁。”

　　兩位重臣的諫言聽的秦胡亥不寒而栗，這使得他腦海中浮現出了一個近現代的漢語詞匯：“殖民！”

　　后世殖民者以武力征伐土著后就開始了敦敦教誨，首先就是讀書，容易引起思考的歷史、哲學、文學等等不是不讓讀，就是學了讓你無法在社會中生存，而多支持鼓勵讓你去學那些不會引起深思而又能創造價值的理工類學科，這一做法使大量的殖民地獨立建國以后即使國民生產總值蹭蹭上漲，然而卻喪失了最應該有的民族獨立性，思想貧瘠如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只得跟在他人的后面人云亦云，被迫去接受他民族的價值觀。

　　用娛樂讓你喪志，用書籍禁錮思考，這樣的民眾固然是聽話的，是任由統治者操持的，然而后果卻也是不可估量的。

　　秦胡亥想起了魂穿前看到的一言諷刺笑話，約翰牛、北極熊和高盧雞參加畫展，畫中是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的場景，約翰牛說亞當和夏娃一看就是我們的人，男人紳士有禮，懂得分享果實給女人，高盧雞反駁，這么浪漫一看就是我們的人，知性美，最后北極熊悠悠地道：“不用爭了，他們是我們的人，這一點毋庸置疑，也只有我們的人才會食不果腹衣不遮體時還依然堅信自己生活在天堂。”

　　杜牧之言：“前人無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如果說華夏歷史上最具人文啟蒙色彩，思想碰撞最激烈的時代，那毫無疑問就是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禮崩樂壞，瓦釜雷鳴，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時局的動蕩，思想的碰撞，讓原本被禁錮在井田禮樂中的人們開始思考，如何治理國家，約束戰亂，構建新的秩序。

　　然而秦終法家而治，把國家完全變成了一臺戰爭機器，最后崩潰，取而代之的漢朝，自孝武帝起，開始以忠孝等道德約束廣大民眾，使忠君愛國仁孝禮儀成為了衡量個人能否立足于社會的標準。

　　這一枷鎖愈演愈烈，最終至滿清達到了頂峰，天下大事事無巨細皆有一人思考，余者萬萬人都成為了紙面上的概念。

　　時人戴震言：“酷吏以法殺人，后儒以理殺人，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

　　這是一個讓秦胡亥十分頭疼的問題，思想太活躍，那么君主就無法實現自己的意志，不活躍又會使民族變得死氣沉沉如行尸走肉，最后被其他文明吞噬的一干二凈。

　　這場朝辯在皇帝陛下的沉默不語中草草結束，此事雖事關國本，但現在談論還為時過早，畢竟東方還亂著呢，若不能一舉平叛，爭什么都不過水中花鏡中月。

　　而且秦胡亥本身對變革的準備也不充足，秦法當改但改成什么樣子，改到哪一種程度，皇帝心中還沒有腹案。

　　秦朝已經脫離了貴族社會，這也使得秦國君主失去了天然的屏障而需直接面臨廣大臣民，壓力劇增。

　　貴族社會時，君王分封土地予臣下世卿世祿，反之臣下也因此法理的存在拱衛君王的統治，這樣的社會里雖然缺少活力，平民百姓也沒有上升空間，但同樣也因出生決定一切而變得相對穩定，內耗不斷，卻也極難被外族征服，君主統治時間也長，幾百年那是常態。

　　而帝國官僚制就不同了，一切都憑借努力而不是世襲，這就造成了臣民對國家的歸屬心大大下降，宋、明皆是如此，國家滅亡后，讀書人翹首以待的不是王師北望而是新朝下一次科舉的放榜。

　　這兩種制度真的難分優劣，唐宋以后，中國既無貴族亦無世家，社會發展迅速，文學也達到了高峰，然而，卻因逐步固化漸漸落伍于世界大潮。

　　反觀西歐，雖封建貴族采邑，至使黑暗千年了中世紀，然而，在大航海以及近現代的發展中，因貴族的堅守與開拓精神，促成了民族國家的形成，再難被征服。

　　制度是國家發展的基本，秦胡亥以為，如今的大秦單純的以官吏治國，哪怕這次壓迫東方成功，也很難邁過三百年的禁錮，是否可貴族與官僚并行呢？就像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那樣。

　　歷來變法都是伴隨著血雨腥風，不將舊有的既得利益者們徹底消滅或轉化，變法根本就不能深入貫徹，何況一旦動了他人的利益定會遭到瘋狂的反噬。

　　秦國之所以能夠變法成功，后世之人往往贊譽商君大才，其實更為關鍵的是，秦孝公二十年之久的毫不動搖以及其繼承者惠文王的堅持護法推行，否則商鞅就是王安石和吳起的下場。

　　另，歷朝歷代之變革，成功者皆是先培育了十分強大的既得利益群體，反之，草而率之只會被舊制吞得一干二凈。

　　法家嚴苛律法主政秦國已有一百余年，歷七位君主，非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此刻的秦胡亥也只能做到涓涓細流般一點一點嘗試，如衛地野王行黃老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