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曾經介紹過，由于北魏末年長期的戰爭，造成租役繁重，人民大量破產流亡，政府收入減少。

　　為增加收入，歷史上的北齊政權在高湛時，于五六四年（河清三年），對三長制與均田制作了新的調整，史稱“河清改制”。

　　高殷本身熟悉這一段歷史，因此就進行了提前改革。

　　當然，他這個制度與“河清改制”有很大不同，而是更接近唐代的“租庸調”制度，當然也不是完全照搬。

　　不過這里還要再提一下，隋唐時期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幾乎都是照搬北齊，與被他繼承的北周沒有多大關系，只有軍事制度是繼承北周。

　　這也不難理解：北齊控制著大部分中原地區，在當時的中原文人眼中，北齊才是繼承“大魏”的正統，北周是“偽國”。

　　而且就相關制度來講，北齊也的確比北周先進得多，否則，隋唐統治者沒有理由選擇北齊的制度執行。

　　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當然是減少免役的人數，清查與安置流亡人口，增加稅收。

　　按照高殷的規劃，這次改制，在‘三長’制方面，制度保持不變，只是調整免役人員。

　　在現有的“一黨”之中，四家為鄰，因此共有二十五位鄰長，鄰長不用服役及交稅，就是復（免役）二十五丁。

　　二十戶一“閭里”，五里長復十人（每家免二丁），黨長復三丁，共有三十八人免役。

　　經高殷改革后，一族黨中，鄰長全部由六十歲以上或二十歲以下非役者擔任，不免役。

　　五位閭正一共復十丁，黨長復三丁，再增加黨副一名，復二丁。

　　如此一來，一百戶就只有十五人免役，接近于唐代的水平。（北齊河清改制后，一百戶依然有二十人免役）

　　唐代一百戶四個閭長、一位村正（里正），免役者十一人；

　　有時一個村只有五六十戶，那么就多算一位村正，也就是每百戶十四人。

　　如果全國平均算下來，應該在十二個人到十三個人之間。

　　比起舊三長制，高殷的新制度下免役人員少了二十三丁，以全國戶口約三百萬戶計，朝廷從明面上就增加了六十九萬納稅人（丁），這絕對是一個了不起的數字。

　　當時每五丁繳納的稅，就可以養活兩個人，這里按照三丁稅養活一人計算，單單進行此項改革，就可以增加養活二十三萬人的稅收。

　　當然這僅僅是最低需求，如果按照一名小吏要給三人口糧計算，可以滿足七萬六千多名基層辦事人員薪水。

　　這幾乎相當于大齊國基層辦事員的七成多。

　　在均田制方面，高殷所制定的方案，比北魏均田的畝數略有變動。

　　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女四十畝，奴依平民；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四牛；又每丁給永業田二十畝為桑田，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

　　比北魏均田的最大變動是奴仆受田。這里有一個關鍵：

　　高殷并不是要重新給奴仆授田，而是把那些大地主的田地分攤到奴仆上，如此一來就可以增加朝廷的稅收。

　　當然，朝廷也對官吏、地主家的奴仆進行了數量限制，不能夠無限制增加，否則平民就沒有田了。

　　凡是授田者，都必須繳稅（奴婢減半），另外奴仆并不用服兵役、徭役，這對于大地主來說也有很大好處。

　　不過，由于時代的發展，當時的奴仆數量已經不太多，因為皇帝需要增加服兵役、徭役之人。

　　所以，皇帝多次下令釋放奴仆為良民，包括高洋也曾經幾次下旨，其他兩個國家也差不多。

　　高殷改制對租調也有新的規定，民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

　　租調以一床（一夫一婦）為征收單位，每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義租：是為了災荒年使用，朝廷是不能動用的）。

　　奴婢納平民的一半。每頭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

　　戶部郎中顏之推雖然已經擔任新職，不過要正式交接之后才能走，所以這次依然是由他匯報。

　　而且根據當時的習慣，吏部任命的官員在赴新任之前是要面見皇帝的。

　　“……陛下，三長制改革，成效十分顯著，雖然很多鄰長、里正有抵觸情緒，不過影響并不大。

　　畢竟黨長、黨副都是鄉里的大戶，他們的利益并未遭受損失，因此政策比較好執行。

　　至于括戶，難度非常大，這幾個月僅僅檢出三萬余隱匿戶。根據臣的估計，全國至少應該有三四十萬戶隱匿戶，也許還有更多。

　　還有，流民、僧尼的處理幾乎沒什么進展，臣辦事不力，請陛下責罰！”顏之推說道。

　　高殷聽罷，心想，一百戶還是有十五丁免役，這比例過高。

　　按照自己的想法，將來還得給它降下來，比如國家統一之后，可以減少一名黨副，這樣就可以節約兩丁。

　　五位閭長加上一位黨長，管理一百戶人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這些人在當地都很有勢力，作為統治者來說，絕對需要仰仗他們的管理。

　　還有一點，根據商鞅的馭民五術理論：（弱民、貧民、疲民、辱民、愚民），在封建制度下，不可以讓老百姓日子過得太安穩，要讓他們處于一定的疲、貧狀態。

　　否則百姓就安于享受現在的生活，不愿意當兵，沒有進取心，如此軍隊就缺乏戰斗力。

　　比如唐代，貞觀中前期軍隊還有戰斗力，因為那個時候老百姓還在進行積極的恢復建設。

　　而到了貞觀后期、高武時期，雖然人口大量增加，國家變得更加富強，但是軍隊的戰斗力卻慢慢走下坡路了，接連打了好幾次大敗仗，最初的節度使就是這個時候產生的。

　　到了唐玄宗時期，軍隊戰斗力更不行，經常被北方的契丹小族打敗，如此一來節度使迅速壯大，最后一發不可收拾。

　　因此，作為一個皇帝來說，商鞅的馭民五術并非完全沒有道理，而是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當然要把握好一個度，否則，老百姓吃不飽飯就很容易發生動亂。

　　不過，據有人研究，國家發生大動亂主要原因還是在于天氣與環境的變化，從而引起糧食大量減產，另外一個原因是人口大量增加，老百姓吃不飽飯自然會反叛。

　　這種大動亂與統治制度關系不太大，因為任何一個朝廷都會保證老百姓的基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