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是問句，但汪一洋很肯定，他確實沒有和沈星宜談起過家里。

　　雖然從幼兒園至今，同班六七年，那時他們都還無憂無慮，每天裝進腦袋里的只有怎么玩，哪還有時間談其他。

　　沈星宜訝異，沒想到他會主動開口，也為這份信任有些感動。

　　“我爸媽是自由戀愛，在那個年代是很少見的。當時家里條件不好，靠借錢讀的書，后來陰差陽錯進了銀行系統，也是靠自己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我媽媽當時是機關的打字員，是單位文藝活動積極分子，我媽媽你應該見過，很好看。”

　　“是的，現在也很好看。”

　　汪一洋繼續說，“當時單位聯合搞活動，我爸媽一見鐘情，后來有了我。當時單位改革，我媽媽已經成了正式公務員，但我爸爸正在事業上升關鍵時期，我媽媽毅然辭掉了工作，在家照顧我，幫爸爸打點家里的事。那時候就算爸爸再忙，還會抽空帶我們去動物園、植物園玩，偶爾能休假還帶我們去國外旅行。我媽媽性格很溫和，說話總是很溫柔，我犯了錯、打了架，總是先問我‘疼不疼’，但如果是原則問題，又會很嚴厲，罰站、也打過我手心，更其他母親應該是一樣的。那時候，我覺得即使被媽媽打也覺得是幸福的。后來爸爸的職位越來越高，應酬越來越多，連我都見不上他幾面，通常我都睡著了他才應酬完回家。媽媽經常一個人在家，又因為怕給父親帶來麻煩，交友都很慎重，時間長了難免孤單。好不容易等爸爸下班回家，想跟他說說話，他回來倒頭就睡了。沒有有效的溝通，現實里又缺乏能傾訴的朋友，時間一長，慢慢就有了隔閡，直到有一天……”

　　汪一洋很艱難地接上話，“直到有一天，我無意中發現一份醫院的診斷證明和藥瓶。我媽媽患上了抑郁癥，情況比我想象的還要嚴重，從那時起我才留意到客廳、衛生間地板上一縷一縷的長發，母親做的飯像喪失了味覺一樣，沒有味道，我后悔為什么當時沒有多關心她，我只要多觀察多看看，一早都可以發現狀況的，不會到這步田地。我把情況第一時間告訴了爸爸，那時他在開會，被我一個電話叫回，我們立即帶媽媽去省里最好的醫院。可是，醫生卻說……”

　　“會診時我在外面，醫生和爸爸不讓我進。但我在門口偷偷聽見‘重度抑郁’、‘自殺風險’……你明白我當時的感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