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1997年，盈科集團在多倫多、BJ、東京等地發展地產項目。

　　 1998年3月，盈科集團與Intel組合Pacific Convergence Corporation(PCC)。10月，獲選《時代》雜志全球三十大科技巨頭。

　　同年，憑借一個當時仍是紙上談兵的“數碼港”計劃，李澤楷從香港政府手中免費取得一片64英畝土地，得到了香港信息技術園區─數碼港的獨家開發權，成為后來業界以科技包裝地產的著名實例。

　　 1999年3月，獲香港政府批準數碼港項目。

　　 1999年5月4日，購買一間市值3億多港元的空殼上市公司──“得信佳”，在取得該公司的控制權后，李澤楷將“數碼港”發展權益無條件注入“得信佳”，并將“得信佳”更名為盈動數碼動力，主營高科技業務，成功實現借殼上市。

　　受到市場狂熱追捧，使其搖身變為高科技概念股，市值達到600億港元。

　　 1999年12月，獲《南華早報》及DHL頒發杰出商業成就獎。躍升至香港富豪榜第四位。”說完，唐克合上資料！說道，

　　“資料就這些了！”

　　“嘖嘖！厲害啊！這個李澤楷，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用科技包裝房地產，掛羊頭賣狗肉！移花接木用的爐火純青啊！”塵囂摸著下巴搖搖頭說道。

　　“人家這是法律允許內，正常的商業行為好吧！”唐克說道。

　　“我也沒說不正常啊！”

　　“。。。。。。”

　　接著，車廂內就陷入了沉默當中！！

　　“唐克，我跟你說，這個世界不是努力就可以成功的！草根逆襲超級富豪是有，但是和平年代就很難有了！”

　　“世界上大多數的富豪要么本來就家庭出身優越，要么是做了優越家庭的女婿。當然這些富豪確實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財富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但這種努力主要是體現在，利用已有的財富做資本，進行政治尋租。

　　“華裔大亨多為白手起家”，這是一個謊言。真正白手起家者，最多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數大亨，均在某種程度上靠祖蔭或父蔭起家。該地區真正發達起來的商人，多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就比如說，李嘉誠總是說自己小時候如何窮，怎么沒機會讀書，實際上，在他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就讀過幾年書，然后娶了表妹。他開始的生意得到老丈人的經濟支持。毫無疑問，李家誠是一名商業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關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他并沒有體現出多少投資、管理的能力。

　　富家子弟大都身無長物，他們除了有富裕階級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還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廣泛的人脈關系，這些都是草根階層人民所完全欠缺的優勢。

　　亞洲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點。

　　第一是他們大都不是從事“最興旺”的出口業，因為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為，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為上策。

　　第二是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只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卡特爾，進而財源廣進。

　　人們常有的一個錯覺，以為香港是一個完全自由化的經濟體。實際上，香港的對外經濟貿易確實是最自由，但它的內部經濟，卻一點不自由，地產、公用事業、零售等各行各業都被寡頭所壟斷。

　　為了阻擊零售業的競爭，李嘉誠甚至不讓家樂福的運貨車進入長江實業擁有的物業地區，并且打斷水電供應。

　　如果扣除李嘉誠在壟斷性資產和操縱市場、內幕交易中獲得的利潤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獲得的巨額收益，他在開放市場上的投資收益，并不比被動投資的收益高。

　　這些富豪的財富地位，與他們的“文化本質”并無太大關系，而是取決于他們的適應變化的能力。

　　無論是早期的殖民統治者，后來的民族主義者，還是太陽國占領軍，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夠根據政治統治者的變化，不斷改變自己的顏色。

　　后世，隨著港澳回歸，以及近年來中國經濟的強盛，越來越多的富豪成了“愛國人士”。

　　雖然人們把新加坡、某港視為發展的模范，但實際上，這兩個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被腐敗、低效的國家所包圍，而他們把自己定位為這些國家提供洗錢、走私服務的中心。而切某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來就不是什么秘密。”塵囂一口氣說完，頓了頓繼續說道。

　　“那豈不是說，普通人想要在和平年代逆襲，那基本上不可能！”唐克說道。

　　“的確！是這樣，因為，二八定律，注定資源會一直會向少數人聚集！”

　　就在倆人在討論的時候，

　　“這個大陸來的，找我會有什么事呢！”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視著遠方的維多利亞港！

　　想了想剛剛看到的資料，李澤楷不由的陷入了沉思，思考這件事該怎么做，才能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