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行囊》的作者理察·J·賴德有過一個有趣的親身經歷。有一年，他和一群好友到東非去探險。當時，正逢東非遭受嚴重旱災。在旅途中，理察隨身帶了一個厚重的背包，里面塞滿了餐具、切割工具、挖掘工具、衣服、指南針、觀星儀、護理藥品等。他對自己的背包很滿意，認為已為旅行做好了萬全的準備。

有一天，當地的一位土著向導在檢視完理察的背包之后，突然問了一句：“這些東西能讓你感到快樂嗎？”理察愣住了，這是他從未想過的問題。理察開始反省自己，發現有些東西的確讓他很快樂，但是，有些東西實在不值得他背負著它們走那么遠的路。

理察決定取出一些不必要的東西送給當地村民。接下來，因為背包變輕了，他感到自己不再有束縛，旅行變得更愉快。理察因此得到一個結論：生命里背負的東西愈少，就越能激發潛能。從此，理察學會在人生各個階段中定期清理自己背負的“包袱”，隨時尋找減輕負擔的方法。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趟旅行，那么在最初上路的時候，我們都是兩手空空，沒有任何東西，那時候每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吃、喝、睡這少許幾件事。等到慢慢長大，我們需要汲取前人的智慧來滋養我們稚嫩的思想，需要一定的財富來支撐我們的生存，需要溫暖的親情和愛情來讓心靈停靠和充電……這時候，我們背上的“行囊”慢慢裝得越來越多。直到后來，生活變得更加復雜。除了一大堆的責任、義務必須承擔之外，身邊擁有的東西也開始多了起來。我們不斷地買東西、要東西、找東西，擁有的家當愈來愈多，肩上扛的責任也愈來愈重。我們積累東西，就好像是阿米巴變形蟲分裂的過程一樣，不停地制造、繁殖，從不曾間斷。

不斷膨脹的物質欲望、工作、責任、人際關系、財務等，壓得我們喘不過氣，每天甚至連吃飯、喝水、睡覺的時間都被壓縮，更淡不上享受生活。人生旅程還不到一半，還遠遠沒有到達目的地，我們就已經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哪有時間來欣賞沿途的風光？

這些，難道就是我們想要的生活嗎？

改變這種狀態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時時停下來整理“行囊”，把那些多余的“行李”丟掉。

有一個人去旅行，途中遇到一條大河。令人苦惱的是，兩岸之間既沒橋梁，也沒有舟船可渡。在岸邊，有一個禪師也在等著過河。他告訴旅人：“對岸迢迢，既無船可渡，亦無橋梁，不如采集草木枝葉，造一只木筏，當可安登彼岸。”于是兩人立即行動起來，采集草木枝葉，做了兩只木筏，一人乘一只，安然渡過了大河。

過河后，禪師把木筏系在岸邊，由它浮著，然后繼續旅程。而旅人心想：“這個木筏對我大有助益，由于它的幫助，我才到達彼岸。我不妨將它頂在頭上，或負于背上，隨我一起上路。”就這樣，渡過一條大河，旅人的背上多了一份沉重的負擔。

著名的心理學大師榮格曾經指出，一個人步入中年，就等于是走到了“人生的下午”，這是既可以回顧過去，又可以展望未來的階段。在這個時候，就應該回頭檢查早上出發所帶的東西，看看究竟還合不合用，有些東西是不是該丟棄了。或許在過去你已成功地走過早晨，但是，當你用同樣的方式走到下午，卻發現生命變得不堪負荷時，就是該丟東西的時候了。畢竟，人生并不需要太多的“行李”。

在這方面，愛因斯坦的人生堪稱典范。每一年都有許多游客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拜謁愛因斯坦遺跡。但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個改變了人類歷史的大科學家，卻根本沒有墳墓，也沒有“故居”和紀念館。實際上，這樣的樸素，完全是遵循愛因斯坦的遺囑。愛因斯坦生于德國一個貧困的猶太家庭，從小飽經苦難。成名后，各種榮譽和優厚待遇紛至沓來，而他卻從不肯讓自己的人生背上不必要的“行李”。

愛因斯坦曾應邀到荷蘭萊頓大學執教，他對宿舍的要求只是：有牛奶、餅干、水果，再加一把小提琴、一張床、一張寫字臺和一把椅子即可。后來移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以當時最高年薪16000美元聘請他，他卻說：“能否少一點？給我3000美元就夠了！”人們大惑不解，他解釋說：“每件多余的財產，都是人生的絆腳石；唯有簡單的生活，才能帶給我創造的原動力！”當時，美國中產階級都以擁有小汽車為時尚，愛因斯坦卻不要汽車，從宿舍到研究所有兩公里路程，他堅持走著去。

在《我的世界觀》一文中，愛因斯坦說：“安逸與享樂與我無緣，照亮我前進并不斷給我勇氣的，是真、善、美……除此之外，在我看來都是空虛的。”

在“人生的旅程”中，我們完全可以拋棄多余的物質，免得帶來更多的羈絆；拋棄旁出的欲望，避免沉迷于淺薄；拋棄別人加給我們的條條框框，給自己一些自由開拓的空間；拋棄一些環境的干擾，給自己的生命一些隨緣適意的輕快。

人生就如同參加一次旅行，我們可以列出清單，看清行囊里該裝些什么才能幫自己到達目的地。但更重要的是，要學會時不時停下來清理自己的行囊，看看什么該丟，什么該留，把更多的位置空出來，讓自己活得更輕松、更自在。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懂得放棄的人，得到的會很少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