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I The Meaning of Life

人總是生活在“意義”的王國中。我們每天所感受到的并不是單純的環境，而是環境對于人們的意義。甚至追溯起這些事件的源頭，我們也會發現它們是合乎人的目的的。“木頭”意味著“木頭與人類的聯系”，“石頭”指的是“能夠成為人類生活中的一個因素的石頭”。如果一個人試圖把自己所經歷的事件與“意義”割裂開來，只看事情本身，那么他會很不幸地將自己和其他人隔離開來，他的行為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他人而言都變得毫無用處。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毫無意義。但沒人能夠離開意義而存在。我們賦予事件以意義，并總是通過意義來感受和經歷這些事件。這種意義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人對事件的理解。因此，很自然的，這種意義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不完整性，甚至不總是正確的。意義的王國也就是錯誤王國。

如果我們問一個人：“生命的意義是什么？”他可能會答不上來。因為，絕大多數人都不會用這樣的問題來拷問自己，也不會試圖找出一個答案。是的，這個問題幾乎和人類歷史一樣古老。在我們這個時代，年輕人——老年人也同樣如此——往往會突然大聲地說道：“活著的目的是什么呢？生活的意義又是什么呢？”然而，只有當人們遇到挫折時才會提出這些問題。只要生活如常，人們沒有碰到困難和挑戰，就永遠不會提出這些問題。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提出這些問題，并在行動中做出回答。如果我們忽略他所說的，去觀察他的行為，就會發現，他有他自己對“生命的意義”的理解，他所有的立場、態度、言談舉止、動作行為、野心、習慣、性格特征都與這一“意義”完全一致。他的一切行為似乎都隱藏著他對自己和這個世界的判定及論斷，如“我是這樣的，世界是那樣的”。他給自己和生活都賦予了某種意義。

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種對生命意義的詮釋。而且，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那樣，每一種對生命意義的理解都或多或少有些錯誤。任何一個人對生命的理解都不可能絕對正確，我們或許可以說，能夠解釋生命意義的答案也不會是絕對錯誤的。所有的意義都處于絕對正確和絕對錯誤這兩個極端之間，但我們可以從中辨別哪些是較好的答案，哪些是較差的答案；哪些答案中的錯誤比較小，哪些錯誤比較大。我們可以發現較好的答案所共有的特點，較差答案所共同缺乏的東西。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種對“生命的意義”的科學的解釋，一種衡量真實意義的普遍方法，一種促使人們面對現實的意義。在這里，我們必須再次提醒自己牢記，“真實”意味著對人類、合乎人類目的的真實。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真理”。即使另有真理存在，它也絕對與人類無關。由于我們永遠無法認識這種“真理”，它也就變成毫無意義。

每個人都有三種主要聯系，這三種聯系正是他必須考慮的。對每個人而言，這三種聯系組成了真正的“他”。他面臨的所有問題都與這些聯系有關。他必須不停地回答這些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始終縈繞在他的身邊，而他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表現出他對個人生命意義的看法。

第一種聯系就是我們都生活在地球這個可憐的星球上，除此之外，別無他處。因此，我們的發展會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一環境所提供給我們的各種可能性的影響，同時也會受到各種限制。我們必須發展身體和心智，延續我們的生命，并確保人類未來的延續。這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個挑戰，都需要我們做出回答，無一例外。我們無論做什么都是對人類生命現狀的答復：我們的行動就表明了什么對我們來說是必需的，什么是合適的，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每一個答復都必須受到一個事實的限制，那就是，我們屬于人類，人是生活在地球上的物種。

現在，假如我們把人類身體的不足以及我們所處環境的不安全性考慮在內，就會發現，無論是為了自己的生活還是全人類的福祉，我們都必須努力找出一個統一的答案，一個具有一致性和洞察力的答案。這就好比面對一個數學難題，我們必須共同努力得出答案。我們不能隨意胡亂地猜出一個答案，而必須利用手邊的一切方法和資源，持之以恒地努力尋求這一答案。我們也不可能找到一個完美無缺、一勞永逸的答案，但我們必須盡全力找到一個最接近真理的答案。我們必須竭盡全力找出一個較好的答案，一個符合事實的答案，這一事實即我們與這個可憐的星球——地球緊密相連，無論這種聯系帶給我們的是好處還是壞處。

第二個聯系就是我們并非人類種族的唯一成員。我們的周圍還有很多別的物種，與我們發生著聯系。反之，如果人類處于完全孤立的隔離狀態，那么，自身的缺陷和有限性會使得他無法實現目標。如果一個人獨自生活，試圖憑一己之力解決所有問題，就只會滅亡，無法生存，也無法延續人類的生命。任何一個個體都必然與其他個體緊密相連，這是由個體自身的弱點、不足和有限性所決定的。個體間的聯系最符合個體自身和全人類的利益。因此，要解決生活向我們提出的一切問題，就必須把這種聯系考慮在內：我們是與其他人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沒有這種聯系，我們就會滅亡。人類要生存下去，甚至連我們的情感都與這種聯系協調一致，它既是人類最大的問題，也是人類最偉大的目的和目標——在我們所生存的星球上，通過與他人的合作來延續每個個體和全人類的生命！

下面談談我們置身其中的第三種聯系。人類是由男女兩種性別共同組成的。要想保全個體生命、延續全人類的生命，我們就必須把這一事實考慮在內。愛情和婚姻正是屬于這第三種聯系。任何男人或女人都無法回避這個問題，而他的答案正是他做出的行動。人類試圖采用許多不同的方法來解答這一問題：他們的行為恰恰表明了他們對解決這一問題的想法。因此，這三種聯系就提出了三個問題：如何找到一份職業，能夠幫助我們超越地球的自然屬性對我們的限制；如何在同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彼此合作并分享合作所帶來的利益；如何使我們適應生活在兩性世界里這一事實，認識到人類的延續和發展取決于兩性的愛情生活。

個體心理學表明，如果一個人的生活不能分為職業、社會、性這三個主要方面，并不會給他的生活帶來什么問題。但他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必定表現了他對生命意義最深層的感受。比如，假設一個人的愛情生活支離破碎，工作不求上進，朋友寥寥無幾，社交活動對他而言痛苦不堪，那么，我們可以從他生活的這些局限性中得出結論，他必定感覺自己的生活處處碰壁，飽受掣肘，缺乏機會，生活對他來說充滿了危險和失敗。他狹窄的生活空間使他得出了一種判斷：“生活意味著時時刻刻保護自己免受傷害，縮小交際圈，避免與他人接觸，封閉并保全自己。”

我們再舉一個相反的例子。一個人愛情甜蜜，交際廣泛，人脈強大，事業成功。對于這樣的人，我們大概也可以得出結論：生活于他，就像一個充滿創造力的工作，存在著各種機會，也沒有不可戰勝的失敗。他迎接生活中所有問題的勇氣也可以建構一種判斷：“生活意味著關愛他人，融入群體，為人類的福祉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正是在這里，我們發現了所有正確的和所有被曲解的“生活的意義”的衡量標準。所有的失敗者——神經癥患者、精神病人、罪犯、酗酒者、問題兒童、自殺者、墮落者和賣淫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缺乏同情心，對社會全無興趣。他們對于通過合作來解決職業的、友誼的和性的問題毫無信心。他們賦予生活的意義只是私人的：沒有任何人能夠從他們達成的目標中獲益，他們的興趣僅限于自己。成功的目標對他們而言僅僅是為了滿足虛設的個人優越感，令他們的成功除了對自己之外，對任何人都毫無意義。殺人犯承認，當他們手持一瓶毒藥時，能夠感覺到一種權力，但很顯然，他們只強調自己的重要性，對其他人而言，一瓶毒藥的力量并不會賦予他們任何高人一等的價值。個人的意義事實上就是毫無意義。意義只有在交往中才有可能存在，只能對某一個人產生意義的話事實上是毫無意義的；同樣，我們的目標和行為也只有在對他人產生意義的情況下才具備了意義。每一個人都追求意義，但如果他意識不到這整個意義實際上就存在于他對其他生命個體的貢獻之中的話，他往往就會犯錯誤。

有這樣一件逸事，講的是一個很小的宗教教派的領袖。一天，她把她的信徒聚集到一起，告訴他們下周三就是世界末日。她的信徒信以為真，賣掉了所有家當，棄絕了所有俗世的想法，激動萬分地等待著災難如期而至。星期三過去了，沒有任何異于尋常的事情發生。到了星期四，他們請先知做出解釋。“瞧瞧我們現在的艱難處境吧，”他們說，“我們摒棄了所有安身立命的東西，告訴所有遇到的人星期三就是世界的末日。別人聽了之后嘲笑我們時，我們也毫不氣餒，堅定地重復我們被告知的預言。可是星期三已經過了，世界依然如常。”“但是我的星期三，”女先知說，“不是你們的星期三。”通過這么一種只屬于她個人的意義，她安全地避開了他們的質疑。我們永遠無法檢驗那只屬于個人的意義。

一切真正的“生活的意義”都有一個共同的標志，那就是它們的普遍性——能夠與他人共享，為他人接受。解決自己生活中問題的最佳途徑就是，它同時也能夠幫助他人掃清道路上的障礙。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看到自己的問題其實也是所有人普遍會面對的問題。即使天才也不過是被定義為具有超級能力的人。只有當一個人的生活對其他人產生了重要的意義時，我們才會把他稱為天才。這種生活所表達出的意義就是：“生活意味著為全人類的福祉貢獻自己的力量。”我們在這里所說的并非我們自己所想的動機。無論職業如何，我們關注的是效果。當一個人充分主動地認識到，生活的意義在于關注他人，開展合作，他就成功地解決了人們在生活中所碰到的一切問題。對他人的關注指導著他的一切行為，當他碰到困難時，總是會通過有益于人類福祉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

或許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一種全新的觀念，他們可能會質疑，奉獻、關注他人、與人合作是否真的就是生活的意義？他們或許會問：“那么每一個個體在哪里呢？如果一個人總是為別人著想，總是關注他人，豈不是對自我的傷害？一個人如果想有所成就，難道不應該為自己打算嗎？至少對有些人來說理應如此。難道我們當中的一些人不是應該首先學會維護自己的利益，強化自己的個性嗎？”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它提出的實際上是錯誤的命題。如果一個人賦予生活的意義在于有所貢獻，并把自己所有的情感都傾注于此，那么很自然地，他就會把自己打造成一個樂于奉獻的人。他會使自己適應這一目標，在社交情感中鍛煉自己，從實踐中學習技能。一旦目標得到了認可，訓練就接踵而至。到那時，也只有到那時，他才會開始準備解決生活中的那三個問題，提高自己的能力。讓我們以愛情和婚姻為例。如果我們在意自己的另一半，想使他生活得輕松愉快、豐富多彩，那么我們當然要盡力完善自己。如果我們認為對自我的完善只能在真空狀態下實現，沒有自我奉獻精神，就只會使自己成為剛愎自用、不受歡迎的人。

奉獻是生活的真正意義，這一認識給予我們的另一個暗示就是，當我們環顧四周，看看我們從先人那里繼承的遺產時，我們看到了什么？難道不是他們對人類生活所做的貢獻嗎？我們看見農田、道路、房屋，我們看見他們經過交流后傳給我們的生活經驗，這些生活經驗表現在傳統、哲學、科學藝術及與人類打交道的技能中。這些經驗都是由那些致力于人類福祉的先人所留下的。那些從來不愿與人合作并賦予生活截然不同的意義的人，那些只問“生活能給我什么”的人，他們又留下了什么呢？他們什么痕跡都沒有留下。他們不僅死了，而且他們的整個生活都毫無意義。這就像是我們的地球對這些人說道：“我們不需要你。你不適合生活。你的目標，你的奮斗，你所珍視的價值，你的思想靈魂，所有的一切，都是沒有未來的。你一個人待著吧！我們不需要你！歸于塵土，消失殆盡吧！”世界對于那些賦予生活以合作之外意義的人的最終判定會是：“你毫無用處，沒人需要你，走開！”當然，在我們當前的文化中，我們會發現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一旦發現任何不好的地方，我們都必須改變它。但是，這種改變必須立足于增進人類的福祉。

世界上總有一些人明白這一事實，懂得生活的意義在于對全人類的關注，并致力于維護社會利益，加強社會關愛。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關心對人類的拯救這一問題。世界上所有著名的運動都致力于提高社會利益，而宗教是其中最偉大的推動力。然而，宗教往往被曲解。而且，除非有更進一步的行動，否則宗教也很難比現在做得更多。個體心理學通過一種科學的方式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并提出了一項科學方法。我相信這是向前邁進了一步。也許科學——通過提高人們對自己的朋友和全人類的福祉的興趣，會比政治或宗教更能縮短與目標的距離。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解決問題，但目標是一致的——增進他人的利益和福祉。

既然我們賦予生活的意義看上去似乎是我們事業的守護天使或者守護神，那么很顯然，我們應該弄清楚這些生活的意義是怎樣形成的；不同意義之間的區別是什么；如果這一意義存在較大的錯誤，應該如何更正。這些問題對一個人而言是再重要不過的了。這就是心理學的研究范圍，與生理學、生物學不同：為著人類福祉而理解生活的意義，以及意義是如何影響人類行為和命運的。

從孩提時代起，人們就開始在黑暗中摸索“生活的意義”。即便是嬰孩，都努力地估量自己的實力以及自己在整個生活中所占的分量。當一個人的生命走過五分之一時，他就已經形成了一種固定的、統一的行為方式和處理事件、解決問題的風格。對于這個世界和他自己，他已經形成了一種最深刻、最持久的認識。從這時開始，他通過一種穩定的知覺模式來看待整個世界：當他接受經驗之前就已經對經驗進行了自己的詮釋，這種詮釋也總是與他賦予生活的最初意義相一致。即使這種意義是完全錯誤的，即使這種解決問題、處理事件的方式會把他帶入無盡的痛苦和不幸之中，他也很難放棄。只有當我們重新審視究竟是怎樣的情境導致我們對生活的意義產生了錯誤的解讀時，只有當我們真正認識到錯誤之所在并修正我們的看法時，才能糾正對生活意義的誤讀。在極少數情況下，錯誤方式所導致的后果也有可能成為一個人的驅動力，迫使他對自己最初賦予生活的意義進行修正。在這種情況下，他也有可能成功地實現轉變。但是，如果沒有任何外界的壓力，抑或他自己沒有意識到如果自己堅持按過去的方式走下去，必走向絕路的話，他是絕對不可能成功轉變的。對絕大多數人而言，這種修正與轉變最好是在一個在生活意義方面訓練有素的人，一個能夠發覺最初的錯誤并提出一個更為正確意義的人的幫助下完成。

下面讓我們簡單看一下，對于兒童時期同樣的經歷和情境，不同的人可能會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解讀。兒童時期不愉快的經歷或許會被賦予完全不同的意義。有的人不會老是沉浸于不愉快的回憶中，經歷對他而言意味著如何在將來進行補救。他會這么想：“我們應該努力工作，改變這種不幸的局面，從而使我們的孩子過得更好一點。”但有的人卻會想：“生活對我太不公平了。別人總能得到最好的東西。既然世界如此待我，我為什么要好好地對待這個世界呢？”有些父母是這么說起自己的孩子的：“我小時候吃了那么多的苦都熬過來了，他們為什么不行？”還有的人認為：“我有一個苦難的童年，所以我做的一切事情都應該得到原諒。”這三種人對生活的理解都會明明白白地反映在他們的行為中，而且，除非改變對生活的理解，否則，他們永遠都不會改變他們的行為。正是在這一點上，個體心理學突破了決定論。任何一種經歷都不會是成功或失敗的原因。經歷所帶來的沖擊——所謂的創傷——并不會使我們受到傷害，但是我們會從經歷中獲取符合自己目的的東西。我們賦予我們所經歷的事情以某種意義，這一意義決定了我們自身的意義。當我們把某種特定的經歷當作未來生活的基礎時，可能會混雜一些錯誤的東西。意義不是由某種場景或事件所決定的，而是由我們賦予這些事情的意義所決定的。

然而，孩提時代的一些經歷的確會導致人們在“生活的意義”這個問題上犯嚴重的錯誤。大多數失敗都發生在嬰孩時代有過這樣經歷的孩子身上。有一些孩子在嬰孩時期器官發育不完全，因此身體不夠強壯，容易生病，我們先以他們為例。這樣的孩子身體負擔很重，因此很難讓他們認識到生活的意義是奉獻。除非他們周圍有一個人能夠把他們的注意力從關注自己轉向關注他人，否則他們只會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感官上。接下來，他們可能會把自己和周圍的人進行比較，進而感到沮喪。這種因比較而沮喪的情況甚至也發生在我們當前的文明中，來自同伴的可憐、嘲弄或者躲避都加重了他們的自卑感。這些情形都可能促使他們封閉自己，斷絕與他人的往來，對自己在社會生活中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失去信心，甚至在內心深處認為這個世界讓自己蒙羞。

我想我是第一個指出身體器官存在缺陷或者腺體分泌異常的孩子所面臨的困境的人。這一科學分支獲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是低于我的預期。一開始，我試圖找到一個克服這些困難的方法，而不是將失敗的責任全部歸咎于遺傳或生理問題。身體器官上的缺陷不應該導致一種錯誤的生活方式。我們從未發現腺體在兩個孩子身上發揮的作用是一樣的。我們經常發現，那些克服了這些困難的孩子都在對困難的征服過程中發揮出了驚人的才能。從這個角度來說，個體心理學并不十分支持優生選擇法。許多擁有卓越才能、對我們的文化做出偉大貢獻的人，出生時身體器官都有一點缺陷，他們的身體都不夠強壯，大多英年早逝。但往往是那些努力與自己有缺陷的身體或者艱苦的外部環境做斗爭的人，推動了人類的進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拼搏使他們變得更加堅強，走得更遠。我們無法從身體來判斷一個人心智的發展程度。然而，迄今為止，絕大部分生來就具有身體器官缺陷或腺體分泌異常的孩子并沒有接受正確的訓練，沒人理解他們的苦難，他們主要關注的還是和自己一樣的人。正由于此，我們發現，那些在嬰孩時期身體器官存在缺陷的孩子往往會遭遇很大的失敗。

第二種可能會錯誤理解生活意義的是被寵溺的孩子。這種孩子習慣性地認為，他的愿望理所當然應被視為法律。他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就擁有顯著的位置，并把這種優越感視為與生俱來的權利。因此，當他碰到他不是人們注意的中心、人們也不再把他的感受放在首要地位的情況時，就會產生巨大的失落感：他感覺自己輸了整個世界。這是因為他一直以來就被培養去“期待”，而不是“給予”。除了“期待”之外，他沒有學會任何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所有人對他都俯首帖耳，他已經喪失了獨立性，不知道還可以自己做事情。他的興趣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從未學會合作的必要性，也不懂得合作的作用。對他而言，除非他能重拾自己的榮耀地位，除非他能強迫別人認識到他是一個特別的人，理應得到他想要的一切，否則，他的狀況永遠無法改善。

被寵壞了的孩子成年后可能會成為社區里最危險的一群人。有的可能會一再宣稱自己的善良意志，有的甚至為了保全自己“獨裁”的機會而表現得非常“可愛”，但是他們抵制在普通事務中與他人的任何合作。還有些人表現出公開的叛逆：當他們失去了習以為常的服從和關愛時，就會感覺自己遭到了背叛。他們認為整個世界都與自己為敵，于是會想方設法報復別人。如果社會對于他們的生活方式表現出不贊許或反對（毫無疑問，往往就是如此），他們就把這種敵意當作世界針對他們個人的不友善行為的新證據。這就是懲罰總是不起作用的原因；他們什么都不做，只是不斷地強化這種“別人都反對我”的看法。但是，無論這個被寵壞的孩子采取的是暗地罷工還是公開反叛，無論他是通過軟弱以取得主導地位，還是通過暴力實施報復行為，實際上都在犯同一種錯誤。事實上，我們發現人們往往會在不同時期采用這兩種不同的方式，而目標保持不變。他們認為：“生活意味著，我應該被視為最重要的人，得到所有我想得到的東西。”只要他們始終把這個當作生活的意義，他們采取的所有方法就都是錯誤的。

第三種可能導致錯誤的生活意義的情況是被忽視的孩子。這種孩子從來不知道什么是愛和合作：他對生活的解讀中從來不包括這些友好的力量。因此，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么當他面對生活中的種種問題時，會把困難擴大，低估自己通過他人的幫助和善意來解決問題的能力。他認為整個社會對他都是冷冰冰的，也會永遠這么冷下去。尤其是他看不到自己能夠通過一些對他人有用的行為來贏得愛和尊重。無私的愛是任何其他經歷都無法取代的。母親的第一要務便是給予孩子一種能夠對他人產生信任的經歷，并慢慢地將孩子的這種信任感擴大、加深到他們所處的一切環境中。如果母親沒能完成這一首要任務，那么孩子就很難產生對社會的興趣和對同伴的親密感情。每個人都有對他人感興趣的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必須通過訓練才能獲得，否則就不能順利健康地發展起來。

如果有一群孩子，從生下來就被冷落、被討厭、被拋棄，那么我們很可能發現他們對合作一無所知。他們很孤獨，完全不知道如何與人打交道。然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一個處于這種情境中的人最后會枯萎毀滅。但是，每一個孩子都會有嬰孩時代，在嬰孩時代他必定受到了某種關懷和關注。因此上面所提到的那種完全被忽視的孩子不屬于我們的研究范圍，我們所研究的是那些得到的關注稍微少于一般人的，或者那些在某些方面被忽略而其他方面正常的孩子。簡而言之，我們只需要說，缺乏關注的孩子從來沒有發現一個值得他信任的人。生活上的諸多失敗都發生在孤兒或私生子中，他們都被歸為被忽視兒童。不得不說，這是我們現代文明的悲哀。

這三種情境——有身體缺陷、被寵溺、被忽略——都是對正確理解生活意義的巨大挑戰。有過這種經歷的孩子幾乎都需要有人幫助他們修正解決問題的途徑，賦予生活一種較好的意義。如果我們關注這種情況——這意味著，如果我們真正關注他們，并在這方面受過訓練——那么我們應該能夠在他們所做的一切事情中看出他們賦予生活的意義。夢和社團能夠發揮作用：一個人的個性，無論在夢里的生活還是醒著的生活中都是一樣的。但是在夢中，社會要求的壓力沒那么大，更有利于讓人放松，展現自己的個性。然而，對一個人來說，能夠迅速地理解自己、理解生活意義的最好方式還是他的記憶。每一個記憶，無論在他看來多么微小，都代表某件值得紀念的事情。之所以值得紀念，是因為它在生活中刻下的印記告訴他“這就是你想要的”，或者“這是你必須避免的”，或者“這就是生活”。必須強調的是，經歷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存貯在我們的記憶中，使得我們賦予生活的意義變得更加具體。每個記憶都是一個備忘錄。

童年早期的記憶特別有助于顯示出一個人所獨有的生活方式持續了多久，也有助于發現到底是什么事情第一次確定了他的生活態度。一個人最早的記憶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有二：第一，它包含了對一個人以及他所處情境的最重要的預測，是一個人的外貌、他最初的或多或少的完整性標志，以及外界賦予他的任務的總和；第二，早期記憶是一個人主觀意識的起點，是他為自己所書寫的傳記的開端。因此，我們往往能從一個人的早期記憶中發現這樣兩種相反的情境：一方面認為自己處于軟弱、不足的地位中，而另一方面又把堅強和安全視為自己最完美的目標。前者是他所認識的現實的自己，后者是他所期望的完美的自己。對于心理學研究目的而言，一個人所認定的最初記憶是不是他能記起來的第一件事，甚至是不是一件真正發生過的事，這些統統都不重要。記憶的重要性僅僅表現在人們把它當作什么，人們對它的解讀，以及它對人的現在和將來的生活的影響。

下面我們舉幾個最初記憶的例子，看看它們是如何把“生活的意義”具體化的。“咖啡壺倒在桌子上，燙傷了我！”這就是生活！如果一個女孩的自傳是這樣開頭的，我們不難發現她總是被一種無助感所控制，把生活中的危險和困難放大。如果她總是因為別人沒有給予她足夠的照顧而在心里責罵別人的話，我們也不會感到吃驚。竟然有人如此大意，讓這么小的孩子暴露在危險面前。在另一個最初記憶中展示出一幅相似的世界圖畫。“我記得3歲時從嬰兒車里掉了下來。”伴隨著這一記憶，不斷重復著同一個夢：“世界正在走向終結，我在半夜醒來，發現天空中有一片紅色的火光。星星都墜落了，我們撞上了另一個星球。就在毀滅的前一刻，我醒來了。”當被問及他有沒有害怕的東西時，他回答道：“我害怕生活失敗。”很明顯，他的最初記憶和他反反復復做的夢都是讓人沮喪的情境，這進一步加深了他對失敗和災難的恐懼。

一個12歲的男孩因為遺尿以及和母親不斷的沖突而被帶到診室，他是這樣描述自己的最初記憶的：“媽媽以為我丟了，嚇壞了，她跑到馬路上拼命地喊著我的名字，而那時我卻躲在家里的櫥柜里。”從這一記憶的描述中，我們可以讀到一種預測：“生活意味著通過制造麻煩來獲取他人的關注。獲得安全感的方式就是欺騙。我是被忽略了，但我可以愚弄別人。”他的遺尿，其實也是一種確保自己成為別人擔心和關注中心的方式，而他母親表現出來的焦慮和對他的緊張進一步加深了他對生活的解讀。在前一個例子中，那個男孩很早就形成這種印象：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危險，只有當別人都為他感到惴惴不安時，他才會安心。只有這樣，他才確信當自己需要時，別人都會保護他。

一個35歲的婦女的最初記憶是這樣的：“3歲時，我走進地窖。當我站在黑暗的樓梯上時，一個比我大一點點的表哥打開門，跟著我一起下去了。我很怕他。”這一記憶使得她很可能不習慣和其他孩子玩耍。尤其是與異性在一起時，她會感到特別不自在。我們猜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果真如此，而且直到現在，她35歲了，還是單身。

下面的例子代表更高級的社會情感：“我記得母親讓我推著童車里的小妹妹。”然而，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可能也會發現“只有較弱的人能夠讓我感到自在”以及對母親的依賴性的征兆。當新生兒出世時，如果家里較大的孩子能夠幫著照顧他，當然是再好不過的。照顧新生兒的經歷使得這些較大的孩子對家里的新成員予以關注，并分擔相應的責任。一旦有了這樣的合作，他們就不會把人們對新生兒的關注視為自己重要性的降低。

對同伴的渴望并不總是代表著對他人真正的關注。當被問及最初記憶時，一個小女孩回答道：“我的最初記憶是和姐姐以及兩個女孩子一起玩耍。”在這里我們當然看到了培養孩子與他人進行交往的過程；但是當她提及最大的恐懼時，我們重新審視了她內心的掙扎。她說：“我害怕她們都不理我，剩下我一個人。”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缺乏獨立性的信號。

一旦我們發現并理解了一個人賦予生活的意義，也就找到了這個人個性的鑰匙。有時候人們認為，性格是不可改變的，但是持有這一觀點的人往往是那些從未找到正確鑰匙以解決生活中的問題的人。然而，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如果找不到最初的錯誤，那么，任何爭辯、解決途徑都不可能成功。而改善的唯一途徑在于培養一種合作的、充滿勇氣的應對生活的方法。合作也是我們應對神經質傾向的唯一保障。因此，我們應該鼓勵并培養孩子合作的習慣，應該允許他們在同齡人中通過參與游戲和任務的方式找到自己的方法，這一點至關重要。任何阻止孩子們進行合作的行為都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后果。比如那些被寵壞的孩子只學會了關注自己，當他們上學了，也不會懂得關心同學。在學習上，他只會對那些能夠得到老師喜歡的功課感興趣，只會聽那些他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東西。當他即將成年時，社交情感的缺乏會給他帶來越來越明顯的災難性后果。當他的錯誤首次出現時，他沒有把自己培養成有責任感和獨立的人。等到他成年后，他會對生活中的種種考驗束手無策、痛苦不堪。

現在我們已經無法責怪他的缺陷了：當他開始承擔后果時，我們就只能幫他彌補了。正如我們不能指望一個從來沒有學過地理的孩子能夠完美地完成地理考卷一樣，我們也不能指望一個從未接受過合作訓練的孩子能夠順利完成一項必須通過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務。但是生活中的每一個問題都需要合作來解決，每一項任務都在我們人類社會的框架中，通過提高人類福祉的方式予以解決。只有認識到生活意味著奉獻的人才能充滿勇氣地迎接困難，并成功地戰勝困難。

如果父母、教師和心理學家都能夠懂得孩子在賦予生活以意義的過程中可能會犯一些錯誤，而他們自己不去犯同樣的錯誤，那么我們可以自信地得出結論：那些缺乏社會興趣的孩子會逐漸對自己的能力和生活的機遇產生比較好的感受。當他們遇到困難時，他們不會放棄努力地去尋求一條簡單的出路，不會試圖逃避、把自己肩上的包袱扔給別人；或者乞求他人溫柔地對待他、同情他；或者感到深深的恥辱，試圖報復他人；又或者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活的意義是什么？我到底從中得到了什么呢？”他們會說：“我們必須過自己的生活。這是我們自己的任務，我們有能力完成這個任務。我們是自己行為的主人，如果必須做點什么，或者改變點什么，除了我們，沒人能做。”如果采取這樣的態度，促進獨立個體之間的合作，那么人類的共同發展就不再受到限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