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肖時花編輯訪問

一、生活經歷與人生態度

肖時花[1]：李老師，您好！非常感謝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的采訪。朱熹曾言：“言圣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貴而有動于中，隨遇而安，無預于己，所性分定故也。”在翻閱您的資料時，我發現您的人生經歷豐富多彩，不知道這對您的學術研究有著怎樣的影響，您能簡單談談嗎？

李憑：最初我在建筑工地干過，當泥工、測溫工、施工技術員。建筑這個行業似乎和歷史研究沒有關系，但是它讓我體會到社會基層的困苦。接著，我當了教員，教過小學、中學和大學，不過在小學和中學的大部分時間里并沒有教歷史課。我教過語文、地理、政治，教過代數、立體幾何、解析幾何，在所謂的教育革命期間教過農業基礎課。我又在圖書館工作過，當過圖書管理員、資料室主任。我還從事過出版工作，從責任編輯做起。

這些工作與我后來的歷史研究都沒有直接的關系。不過，我覺得人的命運由不得自己，應該接受現實，所以我是干一行愛一行的。哪怕在建筑工地當泥工的時候，我也認認真真去干。那時候我經常背誦韓愈的《圬者王承福傳》，以為自己大概就是一個新時代的王承福了。我覺得，不管怎么樣，有了一門手藝就有了生活的本錢，所以我應該學好和干好這份工作。然而，命運是捉弄人的，每當我有一點成就感的時候，我的工作就轉變了。但那也得認命，應該再去適應。這或許就是您引述的朱熹所云“隨遇而安”的意境吧。不過，朱熹是思想家，談的是深邃的哲理。我可沒有什么理想，只不過如老百姓所說的在討生活而已。

人生受到社會環境的制約，不可能隨心所欲，那就應該隨遇而安，去適應社會的需要。只有盡量做好分內的工作，社會才會需要你，你也才能夠順利和順心。而且，只有適應了社會的需要，社會才會給予你機遇。我的工作最后轉到歷史研究上，也是年輕的時候沒有想到的，更談不上立下過什么宏偉的志向，只不過社會給了我求學的機會，而我盡力去做成罷了。歷史是研究人與社會之關系的學問，因此研究歷史必須對人生有所感悟，對社會有所了解，此后才會有所心得。我干過許多行業，這些行業表面上看與歷史研究的關系不大，其實卻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我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看法。所以，雖然我年輕的時候做過許多其他的工作，但是我感到有意思，一點兒也不覺得浪費了青春。如今，我路過建筑工地時，常常喜歡探頭往圍墻里面看。看到忙碌著的打工仔，我就會想，那正是過去的我。多么遺憾呀，回不到那個年輕的時候啦！

肖時花：您這種豁達樂觀的生活態度確實難得，想必這是您能在各個崗位都取得成就的原因吧。我很想知道，您是如何與北魏歷史研究結下緣分的？

李憑：那是我考上研究生之后的事情。1977年，國家重新關注高等教育，當年恢復了高考，并著手研究生的招生工作。在那個年代，人們對高考還都有所記憶，但對研究生招生并不了解。我當時選擇考研究生的想法很簡單。因為我在一所中學里教書，當班主任，班里的學生大多要參加1977年的高考，我覺得跟我的學生一起去考大學不太好意思，但是我很希望有深造的機會，于是決定報考研究生。

然而，1977年只有中國科學院系統公布了招生簡章。自然科學的專業性非常強，沒有受過相應本科教育是摸不著門徑的。我沒有上過大學，只能對著中國科學院的招生簡章興嘆。不過，在興嘆之余我卻發現了希望。我看到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要招收舊石器時代方向的研究生，導師是賈蘭坡先生。考試科目除了英語、政治以外，還有中國通史、人體解剖學、古人類與古文化學。其中古人類與古文化學的專業性比較強，但是指定的參考書卻是一本通俗讀本，即《十萬個為什么》第19分冊。我覺得這幾門課程都可以自學，所以就大著膽子報名了。

不料，1977年的招生工作大概準備得不充分，推遲為與1978年合并招生了。那時候我雖然將幾部參考書都已背熟，但是卻膽怯了。中國科學院是全國最高的科研機構，我則沒有上過大學，本地教育局的負責人嘲笑我想“放衛星”，我自己也擔心白忙活。幸而1978年許多大學也開始招收研究生，我就放棄中國科學院，改報本省的山西大學歷史系。因為一部分考試科目是相通的，所以原本為報考中國科學院所做的準備沒有白干，當年我如愿考上山西大學。

入學以后，主管學生工作的系總支副書記劉書理老師告訴我，山西大學招收研究生的目的是儲備師資，當時歷史系重點要發展的是考古專業，決定讓我學習考古。我很高興，就努力地學習相應課程。可是，到了第二個學年末，高教部下達文件，建立起學位制度，規定研究生要寫相應的學位論文。那時候還沒有提倡跨學科，對專業的界定是比較嚴格的，我原本是中國古代史專業的研究生，必須遞交中國古代史方面的論文。我只好中斷考古學專業的學習，在中國古代史的專業范圍選擇一個課題，以完成學位論文。由于山西省古代史上最輝煌的階段是北魏建都于平城的時代，加上我在參加考古專業實習的時候參觀過北魏時期開鑿的云岡石窟，感受過它的雄偉氣象，于是我的碩士論文就確定為研究鮮卑拓跋部在平城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就這樣，我陰錯陽差地與北魏歷史結下了緣分。

肖時花：您自碩士研究生階段開始從事北魏歷史研究，此后做過各種工作，但您從未放棄過對北魏歷史的研究。請問：是什么讓您幾十年如一日地堅守在這個研究領域？

李憑：拓跋部在平城活動的將近一個世紀歷史，成為我研究生階段的研究目標。這個框架對于做碩士學位論文來說無疑是過大了，而且確定框架的時候已經是整個研究生階段的后期，實際上是來不及完成的，所以只好取出其中的一小部分作為學位論文。這就是此后在《晉陽學刊》發表的系列論文《論北魏宗主督護制》和《再論北魏宗主督護制》。

獲得碩士學位以后，我到山西人民出版社文教編輯室從事編輯工作。編輯室給我分配的業務范圍很龐雜，要編輯包括歷史、地理、地方志、古籍整理、英語、日語等多方面的書稿。在歷史類書稿中，世界史和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稿數量居多，很少有中國古代史方面的書稿，即使有也很少與北魏歷史搭界。所以我的編輯工作實際上與我學過的專業毫無關系了。不過我心里絕無抱怨，只是為有了一份穩定體面的工作而慶幸，我要對得起這份工作，這樣端起飯碗時才吃得香，心里不愧疚。至于我學過的北魏歷史專業，那就成了我的業余愛好。

現在出去參加學術會議，時常會有記者問我關于業余愛好的問題，諸如喜歡音樂、美術不，愛好哪種體育項目呢，這真讓我作難。我年幼時家境貧困多厄，年輕時出走西域。只身在他鄉異域生活，拿學徒工的薪水，每天在建筑工地十余小時地勞作，既沒時間也沒金錢去學習樂器，或者搞健身運動。看到現代青年大談業余愛好，我十分羨慕和感嘆。不過，自從完成碩士論文以后，北魏歷史確實成為我的精神寄托了。所以，非要讓我講業余愛好，那就是研究北魏歷史吧。

我利用業余時間抄寫了兩箱北魏歷史資料的卡片，撰寫出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在《光明日報》的“史學版”發表了，題為《拓跋珪的歷史功績》，那是我的第一篇文章，現在翻看覺得沒什么意思，但當時令我很受鼓舞。不久，有些學校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希望繼續深造，于是在工作五年之后我報考了北京大學歷史系田余慶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在北京大學的三年時間里，我的業余愛好轉變成為專業研究，我按照原先確定的拓跋部在平城一個世紀歷史的框架完成了博士論文。

從北京大學畢業之后，我到北京圖書館工作。北京圖書館雖然是著名的學術殿堂，但又是行政意味十足的機關。你看我的簡歷就可以推想到，我在那里的工作其實與我的研究興趣十分隔膜。換而言之，北魏歷史研究又成了我的業余愛好。所以如果說我曾經幾十年如一日地堅守在這個學術領域是不準確的，我只是幾十年如一日地把我的精神寄托在北魏歷史研究上而已。我們這一代人，學術專業和本職工作不相一致是常見的現象，這就需要好好擺正二者的關系了。本職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則對不起你的薪俸，也難以體面地生活。學術專業雖然成為業余愛好，卻能夠永遠寄托精神。工作如果丟了，還會有機會，學術專業要是丟了，那就沒了精神寄托。《晉書》卷46《劉頌傳》中記載了劉頌的一段話，他說道：“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劉頌談論的內容是古代封國制度的變化，所言關乎政治，是否確當理應別論。但是，對待生活與學習的態度卻應該如此。由于社會環境的制約，人們不得不因時制宜，或者應該更加確切地說成因時求宜吧。

對不起！小肖，你在這篇采訪稿的題目中原先用了“潛心致學”四個字，我不敢當，我擅自改用“因時求宜”做替代了，請諒解。

二、學術收獲與治學體會

肖時花：您的代表作《北魏平城時代》在北魏研究領域占據重要地位，學界對其評價相當高。請您談談當時撰寫這部書的宗旨。

李憑：《北魏平城時代》是2000年出版的，至今已經16年了。自那以后，學界有大量的研究北魏平城時代的成果問世，也有大量的相關考古資料被發掘出來。無論從哪個方面講，我這本書都是過時之作，所以談不上占據重要地位了。前面已經說到，最初我想研究北魏平城時代是因為當時要寫碩士論文，是臨時逼出來的。

當然，客觀上講，鮮卑拓跋這樣一個少數民族的部族確實非常值得研究。拓跋部興起于大興安嶺的北端，經歷過曲折的歷程來到位于如今大同市的平城，在那里建立起北魏王朝，歷時將近一個世紀，是為北魏平城時代。北魏平城時代發展到鼎盛階段，緊接著轉折成為北魏洛陽時代。造就如此重大轉折的是著名的孝文帝遷都事件，它在中華大地掀起了洶涌澎湃的民族融合高潮。這個高潮是中華民族發展歷程上的一大亮點，而整個北魏平城時代正是為這個高潮的形成加以推波助瀾的準備階段。由此肯定北魏平城時代在中國古代史上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應該是毫無問題的。選擇這樣的課題作為研究對象，我自然也就跟著沾了點光。不過，囿于認識上的局限，這個時代的不少光輝景象我沒能表述出來，留下了許多缺憾。所以，我渴望從學術界諸多新的成果中汲取營養，使得這些缺憾逐漸得到彌補。

《北魏平城時代》這部書稿形成現在的規模，經歷了比較長的過程。它的雛形是1980年設計的碩士論文框架，后來充實成為我的博士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之后，我沒有急于將學位論文出版。因為它有缺陷，特別是需要補充考古學方面的營養。所以，1997年我申請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此后帶著問題多次到大同、洛陽等地做相應的考察，以修訂這部論著。1999年，我完成該基金項目，同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基金，第二年將《北魏平城時代》出版了。從1980年確定框架到2000年成型，《北魏平城時代》經歷20年才問世。如果再算上2011年再版和2014年第三版的兩次大修訂，這本書的發展歷時35年。不過，這還不算結束，如果有機會我還會字斟句酌地好好完善它。

關于北魏平城時代，我最初想過的問題與后來完成時想到的問題并不一樣，其中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最初，我只是想要把拓跋部族的歷史軌跡表現出來，后來我覺得應該把這個部族放到中華民族文明的長河中去考察和表述。這樣一來，就不僅要論證這個部族的史實，更要探討它在歷史上存在的意義。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程中，有許多像拓跋部那樣的部落、部族和民族陸續地參加進入。它們之中，有些已經消失了，有些至今還存在。消失者并非滅亡了，而是融入中華民族之中了，他們的后裔也許就在我們的周圍；如今依舊存在者，其實也不再是最初的形態了。中華民族就是由如此眾多的部落、部族和民族相繼融合而成的。正因為如此，中華民族才生生不息，不斷強大。所以，豹窺一斑，通過拓跋部這樣一個典型例證，就可以探索出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為什么能夠毫不中斷的原因。我最近發表的論文《〈北史〉中的宗族與北朝歷史系統——兼論中華文明長存不衰的歷史原因》，就是想說明這樣的問題。

肖時花：在讀您的《北魏平城時代》時，我驚嘆于您能對大量歷史文獻資料及考古資料信手拈來地運用。請問：在做歷史研究時，是材料在先還是問題在先，或者是兩者相輔相成？請您就此談談看法。

李憑：研究歷史大約有兩種入手的方法。一種是利用某些現成的理論框架，然后檢索相應的資料，分門別類地插入框架之中，于是形成所謂的學術體系。這樣的體系可能非常宏大，而且以為發現了歷史規律。但是，其內部只是無機的集合，還會出現許多漏洞，20世紀80年代史學界流行過一些理論框架，雄心勃勃地要利用所謂“三論”，即系統論、控制論以及信息論，試圖重新規劃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后來又有什么新三論云云。這些理論很唬人，不過它們來也迅，去也速；用這些理論寫出來的書也很快就被歷史沖刷掉了，現在沒什么人提起了吧。

另一種入手的方法，是在讀書當中發現問題。經過讀書，有了體會；體會多了，形成心得；把這些心得記載下來，成為札記；札記多了，會對某個問題形成系統的看法；進而加以分析歸納，形成具有真知灼見的論文。將諸多真知灼見融會貫通起來，就會發現研究對象內在的規律，這樣的規律才是符合或接近客觀歷史的。所以說，研究歷史當然是材料在先，也就是閱讀和考察在先。

研究歷史，不能圖省勁，靠套大框架和編新名詞去唬人，必須細致地閱讀文獻，才會有所心得，進而從微細處看出宏大的現象。不肯下死功夫，一味地追求舶來的新思想，結果可能會上當，撿了他人早已拋棄的舊貨。其實，所謂新意，也許就在身邊。對于常見的史料加以耐心的琢磨，往往能夠體會出創新的思想來。呂思勉先生說過：“學問之道，貴自得之，欲求自得，必先有悟入處。而悟入之處，恒在單詞只義，人所不經意之處，此則會心各有不同，父師不能以喻之子弟者也。昔人讀書之弊，在于不甚講門徑，今人則又失之太講門徑，而不甚下切實功夫：二者皆弊也。”（呂思勉：《經子解題》，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頁）他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當然，我們不應該排斥先進的手段。如今做研究比以往要方便許多，可以利用互聯網了解動態，依賴電腦檢索資料，省卻了一張又一張地抄寫卡片的辛苦，大大提高了效率。不過，抄寫卡片雖然辛苦，其實是有意義的：一是印象深刻，二是能有機地了解該資料生成的歷史場景。任何資料都有局限性，其局限性只有放回生成它的歷史場景才能洞悉。所以，研究歷史不能全靠檢索，應該有重點地閱讀文獻。對于重要的文獻應盡可能地細讀原始文本，最好是原始文本的全篇。我們做斷代史研究的人，尤其要注重相關的正史，它是無可替代的最基本資料，不僅應該全面細讀原文，甚至還要了解不同的版本。

由于受到列朝列代的重視，每部正史都有若干版本，這些版本中的文字會有差異，這些差異之中常常就存在問題。版本的差異，依靠電腦是難以查出的，要靠對比去感悟。有些版本，前人讀后寫過批語，甚至注有校勘文字，就更加有意義。因為前人的體會可能就在那里，它會令后人有所啟發。所以，如果能有機會，最好將各類版本對照閱讀。一頁一頁地翻閱舊版本，看似枯燥，卻會在認識上有飛躍的感受。不信試試，興許還會有新的發現。2013年，我到中山大學圖書館去拜會沈津先生，得便觀摩了中山大學庋藏的幾種《北史》版本。對比不同版本之后覺得很有收獲，除了增加感性認識，還發現了日本德川幕府時期漢學家源伊信校勘過的明朝南京國子監印制的《北史》。源伊信的校勘筆記四千余條，不少內容迄今尚能顯示令人驚嘆的獨特見解。由此我更加深信，研究斷代歷史，對于相關的正史，不但要看現今流行的版本，而且要盡可能對照先前的版本閱讀。只有對基本文獻的版本特點做到如數家珍，學術討論時才敢有一點發言權。

肖時花：看來做歷史研究，真是要坐得了冷板凳啊！在《北魏平城時代》中，您既運用了豐富的文獻和考古資料進行史實鋪陳，又對人物的心理情感和性格進行了合情合理的推理，可以說也是這本書的一大亮點。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研究方法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的？在具體的操作中又該如何把握心理研究的度呢？

李憑：歷史是人創造的，歷史研究的對象就是人和人做過的事。提一個不恰當的說法，如果以歷史學這個標準來劃分人群，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創造歷史的人，另一類是編撰歷史的人。創造歷史的人是絕大多數，凡是人，就會有生活，生活經歷就是創造歷史的過程，偉人如此，普通老百姓也如此。偉人與普通人的區別，只是在于作用的大小而已。當然，歷史作用是有正反性的，有的人對歷史起正面作用，有的人對歷史起負面作用。編撰歷史的人只占少數，他們的作用是把創造歷史者的事跡記載下來，這是第一層面；進一步的層面，就是加以褒揚或者批評，肯定其正面作用而否定其負面作用；再深入一步的層面，就是通過考察與類比而總結經驗與警示教訓，通過分析與歸納而厘清規律與探索動向。那么，創造歷史的人與編撰歷史的人這兩類當中，哪一類更重要呢？當然是前者，前者是社會的中堅。不過，二者其實難以分割，前者用實際行動書寫著歷史；后者雖然用筆（如今大多用電腦了）書寫歷史，但是書寫出來的作品會影響前者的思想，所以也在間接地創造歷史。像我這樣的分類，當然并不恰當，也沒有意義，更非曲意強調歷史工作者的作用，只是想把問題講清楚而已。

歷史既然是由人創造的，而人是有性格和感情的，對于同樣的一件事情，體會和認識會不一樣，至少在程度上會有差別吧。這種差別或許能產生蝴蝶效應，從而或多或少地影響社會。人物越重要，影響力就越大；人物越不重要，當然影響力也就越小，甚至接近于零。相對而言，重要人物的性格更顯獨特，情感也更為復雜，在處理問題的過程當中難免會帶上個人的心理因素，從而影響解決問題的效果。正因為如此，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才會出現不少出乎意料的偶然事件，而偶然事件又難免影響歷史發展的進程，乃至結果。所以我以為，研究歷史現象應該把當事人的性格和感情等因素考慮進去，這樣形成的觀點可能更合乎人之常情，更能令讀者相信，而且歷史人物也能夠表述得有肉，有血，有精神。

肖時花：這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北魏平城時代》一書中，還可以看出您在刻意避免沒必要的重復，比如對崔浩國史之獄，前人已經做過詳細的討論，所以您在敘述的時候會比較簡練，避免煩冗拖沓。但是另一方面，作為一部以“時代”命名的著作，如果某些重要問題不予論述的話，也會讓人質疑。在具體的寫作中，您是如何處理的？

李憑：《北魏平城時代》雖然描寫了一個時代的歷史，但是我并沒有全面鋪開寫作，只是勾勒了時代發展的軌跡，通過其軌跡上的重要節點向縱深挖掘內部的有機聯系，力求探索其中的規律，所以這本書不是面面俱到的。《北魏平城時代》出版以后，有的朋友跟我談到，寫一個時代，應該包括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個方面。我當然不反對這樣的做法，但是我覺得面面俱到地去描述，那就很難凸顯當時社會的主導方面。而且，如果面面俱到地去寫作，用三十萬字是絕對不夠的。作為讀者，更希望了解的，是這個時代的主體精神，所以我就按照我讀《魏書》《北史》等文獻的理解去勾勒這個時代，盡量將我認識到的那個時代的亮點展現給讀者。我以為，如果能夠實現我的目標，比面面俱到地表述會更有價值。至于崔浩國史之獄，確實是那個時代的重大事件。對與其相關的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家都已經表述得非常清楚。我沒有更多新的見解，所以只是吸收以往的研究成果而加以略寫，沒有詳細地展開討論。

我覺得，寫論文和論著都應該遵循這樣的原則：與主題密切相關且自己又確實具有嶄新的見解，就應該重點論證；雖然有新的見解，但是與主題距離較遠，就不一定硬要展開討論，以免喧賓奪主；也有一些問題，雖然自己沒有新的見解，但是與主題具有比較密切的關系，不加表述難以逾越，那就采取略寫的辦法，只要交代清楚，合乎邏輯就夠了。

肖時花：在翻閱您的學術成果時，我發現您的研究領域并不局限于北朝，您的論文集《北朝研究存稿》即可清晰體現。您把北朝之外的研究稱作“副業”，但仔細讀后感覺這些“副業”的學術貢獻并不亞于“主業”。在研究中，您是如何處理“主業”與“副業”的關系的？

李憑：就歷史研究而言，從一定意義上講研究就是讀書，讀書才是研究。我在攻讀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期間，確實大部分時間都在讀與我的專業有密切關系的書籍。但是，工作以后情況就不一樣了。我仍然需要不斷地讀書，大部分時間也要研究問題，不過所讀之書，所做的研究，不一定與我的專業相關。因此，從專業研究的角度來看，確實有主業與副業之分。既要把現有的工作做好，又想恪守住專業，那就得把大量工作之余的時間投進去，結果就陷入在業余時間干主業的狀態。

我離開北京大學以后，到北京圖書館工作，當過圖書管理員、資料室主任，后來又做過出版社的總編、社長。那個階段，上班時間討論的問題都跟北魏研究毫無關系，寫出來的心得是圖書和編輯方面的。只有在下班以后的晚間和節假日，我才能抱著《魏書》或《北史》研讀，所以后來我為《北朝研究存稿》寫后記的時候會有關于主業與副業的感慨。在那篇小文章里，我所說的主業指北朝范圍以內的文字，是在工作之余時間寫就的；我所說的副業指北朝范圍以外的文字，反倒是因工作的需要完成的。

后來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從事研究，持續了七年時間。按常情而言，工作和專業一致了，主業和副業合并了。但是實際情況并沒有那么簡單，因為我擔任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研究室主任，不但有行政協調事務，還有歷史研究所交代的不少項目。這些任務有的是上面下達的，有的是橫向聯系的，都有來頭，都需要應對。研究室里的成員可以直接推脫，我不能推脫，要服從大局。不過，雖然很難投入全部精力去研究北魏歷史，但是主要時間可以放在主業上，所以這七年時間令我在北魏研究上有所收獲，《北魏平城時代》就是在此期間初版的。

肖時花：2012年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黃帝歷史形象的塑造》，這篇文章應該是將“主業”與“副業”融會貫通的例子吧。請您談談寫這篇文章的體會。

李憑：你提到的《黃帝歷史形象的塑造》這篇論文，雖然是從北魏史入手而跳出北魏史的例證，但是最終還是收回到北魏史了。這篇論文于2004年在浙江縉云仙都峰祭祀黃帝時開始構思，先后在浙江大學和華南師范大學的課堂和講座上做過演示，歷經十數次易稿，才于2012年發表。它是我努力將教書與研究結合的收獲，也是盡力將主業與副業貫通的結晶。這篇論文表面上在談黃帝歷史形象的演變過程，實際上在論述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問題。

在讀《魏書》的時候，我察覺到一個問題，就是《魏書》首卷《序紀》開頭第一句話的主語是黃帝。這個現象，讀者已經熟視無睹，并不給予關注，但我覺得這里有問題。拓跋部是一個少數民族，黃帝怎么可能是拓跋部的祖先，人們都不會相信，然而《魏書》卻偏要這樣寫。帶著這個問題，我查二十四史當中其他各部正史，發現以黃帝開頭的只有三部書，就是《魏書》《北史》與《史記》。《北史》是在《魏書》的基礎上編撰成的，自可不論。那么，《魏書》以黃帝開頭是否與《史記》有關系呢？由此我開始考察《史記》為什么以《黃帝本紀》開篇的問題，后來就進而探索黃帝作為歷史形象的塑造過程。

司馬遷為了樹立典型的帝王樣板，就著力地尊崇黃帝，將黃帝置于《史記》諸本紀之首。為了鞏固黃帝的崇高形象，就把黃帝塑造成為祖宗，于是黃帝成了華夏各族獨尊的人物。司馬遷這樣做，其他的史學家不一定贊同，班固就不同意，但是魏收卻贊成，具體表現就是上面所說的《魏書》也同樣以黃帝為開端。這樣一來，魏收就在司馬遷的基礎上進了一步，將黃帝塑造成為少數民族與漢族共同的祖先，于是將黃帝的歷史形象更廣泛地弘揚開來。

魏收的做法具有偉大的意義，因為推動了整個中華民族的融合，但是他受到了更多的質疑。那么魏收為什么要這樣做呢？為的是總結孝文帝以來拓跋部漢化的成果。孝文帝與魏收的關系，就是我前面講到的，前者是創造歷史的人，后者是編撰歷史的人。編撰歷史的魏收把創造歷史的孝文帝的功勞總結到了《魏書》里面。孝文帝的歷史功勞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民族融合方面做了兩件大事：其一，把黃帝樹立為拓跋部的祖先；其二，把大部分北魏統領之部落的姓氏都改成為漢姓。這樣一來，少數民族也都成了黃帝的后裔，于是漢族與少數民族共同組成一個民族的大家庭。

要之，我對黃帝歷史形象的研究，最初是讀《魏書》而發現的問題，最終又回到了《魏書》闡釋的孝文帝漢化問題。《魏書》與《史記》都以黃帝開頭，看似偶然，卻引申出中華民族融合的大趨勢問題。《黃帝歷史形象的塑造》這篇文章，表面上看與北魏歷史的關系并不密切，實際上卻是非常密切的。

肖時花：聽說您有過在海外學術研究的經歷，而且從此您就轉到大學里從事教學工作了。那么，您如何看待教學與科研的關系呢？

李憑：感謝韓國高等教育財團，在它的資助下我獲得了在國立漢城大學訪問的機會，雖然身處陌生的環境，但是并不感到冷漠。那一年的時光里，我置身世外，潛心研讀了大量專業以內的著述，也披覽了不少專業以外的圖書。

從韓國回來以后，我不斷地沿海南下，先后在浙江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和澳門大學任教。大學是教育機構，而且首先是教育機構，即便以研究生教育作為主導的大學也首先是教育機構，科研是第二位的。所以，當教員就必須任課，否則對不住手中捧著的飯碗。更不要抱怨教書會影響了做學問，所謂教學相長，就是強調教授書本與研究學問相輔相成的意思。

課堂是最好的檢驗學問的場所，我常常有這樣的體會。做學問，想清楚和講清楚是不一樣的效果，講清楚和寫清楚也是不一樣的效果，不信可以試試。有時候苦思冥想一個學術問題，自以為想通了，很高興，但放到課堂上一講卻發現邏輯上有問題；把邏輯理順了，寫成文稿，很得意，在課堂上進行討論時卻會出現漏洞，可能還是致命的漏洞。所以，當教授應該講課，最好給一年級新生講課。因為一年級新生不熟悉教授本人，也不了解教授的學問，能夠給他們講明白，才說明教授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真正清楚了。

三、社會擔當與學術期望

肖時花：歷史知識的大眾化往往依托于文學作品，如三國時期的歷史，很多人都是通過《三國演義》得知的，至于《三國志》大眾讀得就比較少。不少歷史學家無暇顧及推動歷史知識大眾化的事業，而您在這方面卻表現出很大的熱情，特意在《北魏平城時代》的基礎上撰寫成《百年拓跋》，以期讓更多的人了解這段歷史。描述歷史的通俗寫法與研究歷史的考據范式在風格上具有很大反差。我想了解您是如何把握歷史通俗作品寫作之度的，請談談您的體會。

李憑：雖然歷史距離我們遙遠了，但是它對現實是有意義的。所以，作為從事歷史研究的我，當然希望更多的人了解我的研究。要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將研究成果通俗化。其實，寫通俗化作品對自己的研究也是一番嚴格的審查，能夠全面檢驗自己的認識是否合情合理，能否被大眾接受。也就是讓更多的人來看看，我的研究有沒有道理，有沒有意義。

歷史現象不僅要占有可靠的證據加以證明，而且要依賴邏輯加以推理。在研究的過程中會產生許多心得，這些心得可能是合理的，但是證據不充足；或者，雖然有證據，卻組合不成證據鏈：處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構造不出研究成果。然而，如果采用通俗讀本的寫法，那么許多邏輯上能夠想通但是缺乏證明的想法，就可以有機地串聯起來，形成一個完成的整體。這樣，不但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而且對自己的研究也是補充說明。

通俗讀本不僅應該文字暢達易懂，而且需要思想凝練。寫完通俗讀本再回頭去看相應的學術專著，就會發現不少缺陷；反之，修改好學術專著，也能進一步修飾與之匹配的通俗讀本：所以學術專著與通俗讀本能夠相輔相成地完善。《北魏平城時代》于2000年出版之后，我相應寫了一部《百年拓跋》，就是將《北魏平城時代》通俗化，該書于2004年出版。寫完《百年拓跋》以后，我產生了一些新的認識，就對《北魏平城時代》加以修訂，有了這部研究專著的第二版；反過來我又將《百年拓跋》的文字進行修補，遂而形成為該通俗讀本的第二版《拓跋春秋》（不過，由于出版進度的影響，《拓跋春秋》比再版的《北魏平城時代》出書稍早）。《拓跋春秋》出版以后，我對再版的《北魏平城時代》又加以修訂，就有了《北魏平城時代》的第三版。《北魏平城時代》第三版出版以后，我再反過來逐字逐句地修飾《拓跋春秋》，于是在2016年年尾印制了這部通俗讀物的第三版《從草原到中原——拓拔百年》）。這兩部書稿相輔相成地三次出版，表明學術著作與通俗讀本是能夠互為補充地發展的。我順便想要說的是，其實寫通俗讀本的難度絕不亞于寫學術著作。通俗的度是很難把握的，我對自己做的通俗化工作總是覺得不滿意，因此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這樣，實在感到對不起讀我的初版和再版作品的讀者。

肖時花：在您這里，學術專著與通俗讀本之間相互促進的關系真是體現得極為緊密。最后，作為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會長，請您大致談談目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狀況。對有志于從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青年學者，您有哪些治學建議？

李憑：感謝會員們對我的鼓勵和支持，從2004年到2014年我當選為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的三屆會長。我現在已經辭去會長的兼職，只擔任榮譽會長的虛銜。我的專業本來只局限于北魏史的研究，但是由于擔任會長，我不得不關注北魏史以外的問題，也就此而寫了一些北魏史以外的論文，這又扯到我在《北朝研究存稿》的后記中談到的主業與副業的關系問題了。雖然我在非北魏史的研究當中花費了不少時間，但是我認為是值得的。因為北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魏晉南北朝中的關鍵部分，也是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十分重要的階段。只有把它放到寬廣的歷史背景下去考察，才能對它的歷史地位估價得更加準確。在魏晉南北朝史當中，有許多研究的熱點，北魏史正是其中之一，因此研究北魏史的人也日益增多。但是，在北魏史當中，沒有研究的地方或者研究得較少的地方還有很多。相比而言，缺乏研究的地方比已經研究的地方要多，研究得淺的地方比研究得深的地方要多，所以有待于深入細致地發掘和研討，學無止境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而且，在魏晉南北朝史學中還有不少領域，學者的關注程度尚不如對北魏史熱心。比如南朝后期特別是梁陳期間珠江流域的勃興，乃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的重要歷史背景。這應該是當今社會話題中的熱點所在，然而相應的探索卻遠遠不夠。這樣的問題就應該認真地研究，它與“一帶一路”具有密切的關系呀。

辯證地看，歷史問題既是冷門，又會成為熱門。我深信小肖和你的學友們，只要奮發努力，就一定會有所發現，有所成就。

原載《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注釋

[1] 肖時花，《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