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一統(tǒng)天下

吳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軍已經(jīng)平定山東。南征軍已降方國珍，移軍福建，水陸兩路都勢如破竹。一片捷報聲使應天的文武臣僚歡天喜地，估量軍力、人事和元政府的無能腐敗，加上元朝將軍瘋狂的內戰(zhàn)，蕩平全國已經(jīng)是算得出日子的事情了。苦戰(zhàn)了十幾年，為的是什么？無非是為做大官，拜大爵位，封妻蔭子，有大莊園，好奴仆，數(shù)不盡的金銀錢鈔，用不完的錦綺綢羅，風風光光，體體面面，舒舒服服過日子。如今，這個日子來了。吳王要是升一級做皇帝，王府臣僚自然也進一等做帝國將相了。朱元璋聽了朱升的話，“緩稱王”，好不容易熬了這么多年，才稱王，稱呼從主公改成殿下，如今眼見得一統(tǒng)在望，再也熬不住了，立刻要過皇帝癮。真是同心一意，在前方斫殺聲中，應天的君臣在商量化家為國的大典。

自然，主意雖然打定，自古以來做皇帝的一套形式，還是得照樣搬演一下。照規(guī)矩，是臣下勸進三次，主公推讓三次，文章都是刻板的濫調，于是，文班首長中書省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開基創(chuàng)業(yè)，既宏盛世之輿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既膺在躬之歷數(shù)，必當臨御于宸居……伏冀俯從眾請，早定尊稱。”不用三推三讓，只一勸朱元璋便答應了。十天后，朱元璋搬進新蓋的宮殿，把要做皇帝的意思，祭告于上帝皇祗說：“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余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爭。惟臣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諸雄，息民于田野。今地周回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上帝皇祗。是用明年正月四日于鐘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帝祗，惟簡在帝心。如臣可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

即位禮儀也決定了，這一天先告祀天地，再即皇帝位于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和都民耆老拜賀舞蹈，連呼萬歲三聲。禮成，具皇帝鹵簿威儀導從，到太廟追尊四代祖父母父母都為皇帝皇后，再祭告社稷。于是皇帝服袞冕，在奉天殿受百官賀。天地社稷祖先百官和都民耆老都承認了，朱元璋成為合法的皇帝。

皇帝的正殿命名為“奉天殿”，皇帝詔書的開頭也規(guī)定為“奉天承運”。原來元時皇帝白話詔書的開頭是“長生天氣力里，大福蔭護助里”，文言的譯作“上天眷命”，朱元璋以為這口氣不夠謙卑奉順，改作奉作承，為“奉天承運”，表示他的一切行動都是奉天而行的，他的皇朝是承方興之運的，誰能反抗天命？誰又敢于違逆興運？

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和他的文武臣僚照規(guī)定的禮儀節(jié)目，遂一搬演完了，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以應天為京師。去年年底，接連下雨落雪，陰沉沉的天氣，到大年初一雪停了，第二天天氣更好，到行禮這一天，竟是大太陽，極好的天氣，朱元璋才放了心。回宮時忽然想起陳友諒采石磯的故事，做皇帝這樣一樁大事，連日子也不挑一個，鬧得拖泥帶水，衣冠污損，不成體統(tǒng)，實在好笑，怪不得他沒有好下場。接著又想起這日子是劉基選的，真不錯，開頭就好，將來會更好，子子孫孫都會好，越想越喜歡，不由得在玉輅里笑出聲來。

奉天殿受賀后，立妃馬氏為皇后，世子標為皇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晉爵。皇族不管死的活的，全都封王。一霎時鬧鬧嚷嚷，欣欣喜喜，新朝廷上充滿了蓬勃的氣象，新京師里添了幾百幾千家新貴族，歷史上也出現(xiàn)了一個新朝代。

皇族和其他許多家族組織成一個新統(tǒng)治集團，代表這集團執(zhí)行統(tǒng)治的機構是朝廷，這朝廷是為朱家皇朝服務的，朱家皇朝的建立者朱元璋，給他的皇朝起的名號——大明。

設監(jiān)察機關彈劾百官

由于歷史包袱的繼承，皇權的逐步提高，隋唐以來的官僚機構，以鞏固皇權為目的的三省制度——中書省出命令，門下省掌封駁，尚書省主施行——中書官和皇帝最親近，接觸機會最多，權也最重。宋代后期，門下省不能執(zhí)行審核詔令的任務，尚書省官只能平?jīng)Q庶務，不能與聞國政，三省事實上只是一省當權。到元代索性取消門下省，把尚書省的官屬六部也歸并到中書，成為一省執(zhí)政的局面。地方則分設行中書省，總攬軍民大政。其下有路、府、州、縣，管理軍民。

三省制的形成有它的歷史背景和原因，就這制度本身而論，把政權分作三份，一個專管決策，一個負責執(zhí)行，而又另有一個糾核的機構，駁正違誤，防止皇權的濫用和官僚的缺失，對鞏固皇權，維持現(xiàn)狀的意義上說，是很有用的。可是，在事實上，官僚政治本身破壞了癱瘓了這個官僚機構，皇權和相權的沖突，更有目的地摧毀了這個官僚機構。

官僚政治特征之一是做官不做事，重床疊屋，衙門愈多，事情愈辦不好，拿薪水的官僚愈多，負責做事的人愈少。例如從唐以來，往往因事設官：尚書省原有戶部，專管戶口財政，在國計困難時，政府要張羅財帛，供應軍需，大張旗鼓，特設鹽鐵使、戶部使、租庸使、國計使等官，由宰相或大臣兼任，意思是要提高搜括的效率，可是這樣一來，戶部位低權輕，職守都為諸使所奪，便變成閑曹了。兵部專管軍政，從五代設了樞密使以后，兵部又無事可做了。禮部專掌禮儀，宋代卻又另有禮院。幾套性質相同的衙門，新創(chuàng)的搶了舊衙門的職司，本衙門的官照例做和本衙門不相干的事，或者索性不做事。千頭萬緒，名實不符，十個官僚有九個不知道自己的職司。冗官日多，要官更多，行政效率也就日益低落。到元代又添上蒙古的部族政治機構，衙門越發(fā)多，越發(fā)龐大，混亂復雜，臃腫不靈，癱瘓的病象在顯露了。

而且就官僚的服務名義說，也有官、職、差遣之分。官是表明等級、分別薪俸的標識，職以待文學侍從之臣，只有差遣是“治內外之事”的。皇家的賞功酬庸，又有階、勛、爵、食邑、功臣號等名目。以差遣而論，又有行、守、試、判、知、權知、權發(fā)遣的不同。其實除差遣以外，其他都是不大相干的。皇權和相權的矛盾：例如宋太宗討厭中書的政權太重，分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置審刑院。為了分權而添置衙門，其實是奪相權歸之于皇帝。皇帝的詔令照規(guī)矩是必須經(jīng)過中書門下，才算合法，所謂“不經(jīng)鳳閣鸞臺，何謂之敕？”用意是防止皇權的濫用。但是，這規(guī)矩只是官僚集團的規(guī)矩，官僚的任免生殺之權在皇帝，升沉榮辱甚至誅廢的利害超過了制度的堅持，私人的利害超過了集團的利害。唐武后以來的墨敕斜封（手令），也就破壞了這個官僚制度，摧殺了相權，走上了獨裁的道路。

朱元璋繼承歷代皇權走向獨裁的趨勢，對官僚機構大加改革，使之更得心應手，為皇家服務。

元代的行中書省是從中書省分出去的，職權太重，到后期鞭長莫及，幾乎沒法子控制了。朱元璋要造成絕對的中央集權，洪武九年（1376年）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一區(qū)的政令。布政使是朝廷派駐地方的代表、使臣，稟承朝廷，宣揚政令。全國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陜西、湖廣、山西十二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年）增置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司的分區(qū)，大體上繼承元朝的行省，布政使的職權卻只掌民政財政，和元朝行中書省的無所不統(tǒng)，輕重大不相同了。而且就地位論，行省是以都省的機構分設于地方，布政使則是朝廷派駐的使臣，前者是中央分權于地方，后者是地方集權于中央，意義也完全不同。此外，地方掌管司法行政的另有提刑按察使司，長官為按察使，主管一區(qū)刑名按察之事。布按二司和掌軍政的都指揮使司合稱三司，是朝廷派遣到地方的三個特派員衙門。民政、司法、軍政三種治權分別獨立，直接由朝廷指揮，為的是便于控制，便于統(tǒng)治。布政司之下，真正的地方政府分兩級，第一級是府，長官為知府；有直隸州，即直隸于布政使司的州，長官是知州。第二級是縣，長官是知縣；有州，長官是知州。州縣是直接臨民的政治單位。

監(jiān)察機關原來是御史臺，洪武十五年改為都察院，長官是左右都御史，下有監(jiān)察御史一百十人，分掌十二道（按照布政使司政區(qū)分道，后增為十三道）。職權是糾劾百司，辨明冤枉，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百官猥茸貪污舞弊，學術不正，和變亂祖宗制度的，都可隨時舉發(fā)彈劾。這衙門的官被皇帝看作是耳目，替皇帝聽，替皇帝看，有對皇權不利的隨時報告。也被皇帝看作是鷹犬，替皇帝追蹤、搏擊一切不忠于皇帝的官民，是替皇帝監(jiān)視官僚的衙門，是替皇帝檢舉反動思想、保持傳統(tǒng)綱紀的衙門。監(jiān)察御史在朝監(jiān)視各個不同的官僚機構，派到地方的，有巡按、清軍、提督學校、巡監(jiān)、茶馬、監(jiān)軍等職務，就中巡按御史算是代皇帝巡狩，按臨所部，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是最威武的一個差使。

行政軍事監(jiān)察三種治權分別獨立，由皇帝親身總其成。官吏內外互用，其地位以品級規(guī)定。從九品到正一品，九品十八級，官和品一致，升遷調用都有一定的法度。百官分治，個別對皇帝負責。系統(tǒng)分明，職權清楚，法令詳密，組織嚴緊。而在整套統(tǒng)治機構中，互相鉗制，以監(jiān)察官來監(jiān)視一切臣僚，以特務組織來鎮(zhèn)壓威制一切官民。都督府管軍不管民，六部管民不管軍。大將在平時不指揮軍隊，動員復員之權屬于兵部，供給糧秣的是戶部，供給武器的是工部，決定戰(zhàn)略的是皇帝。六部分別負責，決定政策的是皇帝。在過去，政事由三省分別處理，取決于皇帝，皇帝是帝國的首領。在這新統(tǒng)治機構下，六部府院直接隸屬于皇帝，皇帝不但是帝國的首領，而且是這統(tǒng)治機構的負責人和執(zhí)行人；歷史上的君權和相權到此合一了，皇帝兼理宰相的職務，皇權由之達于極峰。

軍隊上創(chuàng)立衛(wèi)所制度

專制獨裁的君主，用以維持和鞏固皇權的兩套法寶，一是軍隊，二是官僚機構，用武力鎮(zhèn)壓，用公文統(tǒng)治，皇權假如是車子，軍隊和官僚便是兩個車輪，缺一不可。

先來說說其中的一個輪子——軍隊。

朱元璋在攻克集慶以后，厲行屯田政策，廣積糧食，供給軍需。和劉基研究古代的兵制：征兵制的好處是全國皆兵，有事召集，事定歸農，兵員素質好，來路清楚，政府在平時無養(yǎng)兵之費。壞處是兵員都出自農村，如有長期戰(zhàn)爭，便影響到農村的生產(chǎn)。而且兵源有限制，不適合于大規(guī)模的作戰(zhàn)。募兵制呢？好處是應募的多為無業(yè)游民，當兵是職業(yè)，數(shù)量和服役的時間，可以不受農業(yè)生產(chǎn)的限制。壞處是政府經(jīng)常要維持大量數(shù)目的常備軍，軍費負擔太重，而且募的兵來路不明，沒有宗族鄉(xiāng)黨的掛累，容易逃亡，也容易叛變。理想的辦法是折中于兩者之間，有兩者的好處，而避免各自的壞處，主要的原則，是要使戰(zhàn)斗力量和生產(chǎn)力量一致。

劉基創(chuàng)立的辦法是衛(wèi)所制度。

衛(wèi)所的兵源有四種：一種是從征，即起事時所統(tǒng)的部隊，也就是郭子興的基本隊伍。一種是歸附，包括削平群雄所得的部隊和元朝的投降軍。一種是謫發(fā)，指因犯罪被謫發(fā)當軍的，也叫作恩軍。一種叫垛集，即征兵，照人口比例，一家有五丁或三丁出一丁為軍。前兩種是定制時原有的武力，后兩者則是補充的武力。這四種來源的軍人都是世襲的，為了保障固定員額的維持，規(guī)定軍人必須娶妻，世代繼承下去，如無子孫繼承，則由其原籍家屬壯丁頂補。種族綿延的原則，被應用到武裝部隊里來，兵營成為武裝的家庭群了。

軍有特殊的社會身份，單獨有“軍籍”。在明代戶口中，軍籍和民籍、匠籍平行，軍籍屬于都督府，民籍屬于戶部，匠籍屬于工部。軍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上、法律上和經(jīng)濟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軍和民是截然地分開的。民戶有一丁被垛為軍，政府優(yōu)免原籍老家一丁差徭，作為優(yōu)恤。軍士到戍所時，由宗族治裝。在衛(wèi)的軍士除本身為正軍外，其子弟稱為余丁或軍余，將校的子弟則稱為舍人。日常生活概由政府就屯糧支給，按月發(fā)米，稱為月糧，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步軍一石。（守城的照數(shù)支給，屯田的支半。）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無家口的四斗。衣服歲給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出征時則例給胖襖鞋褲。

軍隊組織分作衛(wèi)所兩級：大體上以五千六百人為衛(wèi)，衛(wèi)有指揮使。衛(wèi)分五千戶所，所一千二百二十人，有千戶。千戶所分十百戶所，所百十二人，有百戶。百戶下有總旗二，小旗十；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十人。大小聯(lián)比以成軍。衛(wèi)所的分布，根據(jù)地理險要：小據(jù)點設所，關聯(lián)幾個據(jù)點的設衛(wèi)。集合一個軍區(qū)的若干衛(wèi)所，又設都指揮使司，作為軍區(qū)的最高軍事機構，長官是都指揮使。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全國共有十七個都指揮使司，內外衛(wèi)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戶所六十五。

首都和地方的兵力分配如下：

在京武官 二七四七員

軍士 二〇六二八〇人

馬 四七五一匹

在外武官 一二七四二員

軍士 九九二一五四人

馬 四〇三二九匹

這十七個都指揮使司又分別隸屬于五軍都督府。

軍食出于屯田。大略是學漢朝趙充國的辦法，在邊塞開屯，一部分軍士守御，一部分軍士受田耕種。目的在省去運輸費用，和充裕軍食，減輕國庫的負擔，戰(zhàn)斗力和生產(chǎn)力的一致。跟著內地衛(wèi)所也先后開屯耕種，以每軍受田五十畝作一分，官給耕牛農具。開頭幾年是免納田租的，到成為熟地后，每畝收稅一斗。規(guī)定邊地守軍十分之三守城，七分屯種，內地是二分守城，八分屯種，希望能達到自足自給的地步。

軍隊里也和官僚機構一樣，清廉的武官是極少見的，軍士經(jīng)常被苛斂剝削。朱元璋曾經(jīng)憤恨地指出：

那小軍每（們）一個月只關得一擔兒倉米。若是丈夫每（們）不在家里，他婦人家自去關呵，除了幾升做腳錢，那害人的倉官又斛面上打減了幾升。待到家里<血市>（音伐）過來呵，止有七八斗兒米，他全家兒大大小小要飯吃，要衣裳穿，他那（哪）里再得閑錢與人？

正軍本人的衣著雖由官家支給，家屬的卻得自己制備，一石米在人口多的家庭，連吃飯也還不夠，如何還能孝敬上官？如何還能添制衣服？軍士活不了，只好逃亡，只好兼營副業(yè)，做苦力做買賣全來，軍營就空了，軍隊的士氣戰(zhàn)斗力也就差了。

除軍屯外，還有商屯。邊軍糧食發(fā)生困難時，政府用開中法來接濟。開中法是把運輸費用轉嫁給商人。政府有糧食有鹽，困難的是運輸費用過大，商人有資本也有人力，卻無法得到為政府所專利的鹽，開中法讓商人運一定數(shù)量的糧食到邊境，拿到收據(jù)，可以向政府領到等價的鹽，自由販賣，從而獲取重利。商人會打算盤，索性雇人在邊上開屯，就地繳糧，省去幾倍的運費。在這一交換過程中，不但邊防充實了，政府省運費、省事，商人也發(fā)了財，皆大歡喜。而且，邊界荒地開墾了，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財富，也造成了地方的繁榮。

軍權分作兩部分：統(tǒng)軍權歸五軍都督府，軍令權則屬于兵部。武人帶兵作戰(zhàn)，文人發(fā)令決策。在平時衛(wèi)所軍務在屯地操練屯田，戰(zhàn)時動員令一下，各地衛(wèi)軍集合成軍，臨時指派都督府官充任將軍總兵官，統(tǒng)帶出征。戰(zhàn)事結束，立刻復員，衛(wèi)軍各回原衛(wèi)，將軍交回將印，也回原任。將不專軍，軍無私將，上下階級分明，紀律劃一。唐宋以來的悍將跋扈、驕兵叛變的弊端，在這制度下完全根絕了。

安插眼線嚴密監(jiān)視將士

朱元璋對軍官軍士是用十二分的注意來防閑的。除開在各個部隊里派義子監(jiān)軍，派特務人員偵伺以外，洪武五年還特地降軍律于各衛(wèi)，禁止軍官軍人，不得于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與信寶金銀段匹衣服糧米錢物，及非出征時，不得于公侯之家門首侍立。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喚軍人役使，違者公侯三犯準免死一次，軍官軍人三犯發(fā)海南充軍。后來更進一步，名義上以公侯伯功臣有大功，賜卒一百一十二人作衛(wèi)隊，設百戶一人統(tǒng)率，頒有鐵冊，說明“俟其壽考，子孫得襲，則兵皆入衛(wèi)”，稱為奴軍，亦稱鐵冊軍；事實上是防功臣有二心，特設鐵冊軍來監(jiān)視的。功臣行動，隨時隨地都有報告，證人是現(xiàn)成的，跟著是一連串的告密案，和大規(guī)模的功臣屠殺。

在作戰(zhàn)時，雖然派有大將軍統(tǒng)帥大軍，指導戰(zhàn)爭進行的，還是朱元璋自己，用情報用軍事經(jīng)驗來決定前方的攻戰(zhàn)，甚至指揮到極瑣細的軍務。即最親信的將領像徐達、李文忠，也是如此。例如吳元年（1367年）四月十八日給徐達的手令，在處分軍事正文之后，又說：“我的見識只是如此，你每見得高處強處便當處，隨著你每意見行著，休執(zhí)著我的言語，恐伯見不到處，教你每難行事。”洪武三年四月：“說與大將軍知道……這是我家中坐著說的，未知軍中便也不便，恁只揀軍中便當處便行。”給李文忠的手令：“說與保兒老兒……我雖這般說，計量中不如在軍中多知備細，隨機應變的勾當。你也廝活落些兒也，那里直到我都料定！”大體上指導的原則是不能更動的，統(tǒng)帥所有的只是極細微的修正權。

對待俘虜?shù)姆结樖峭罋ⅲ琮堷P十一年（1365年）十一月初五日的令旨：“吳王親筆，差內使朱明前往軍中，說與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知會：十一月初四日捷音至京城，知軍中獲寇軍及首目人等六萬余眾，然而俘獲甚眾，難為囚禁，令差人前去，教你每（們）軍中，將張（士誠）軍精銳勇猛的留一二萬，若系不堪任用之徒，就軍中暗地去除了當，不必解來。但是大頭目，一名名解來。”十二年（1366年）三月且嚴厲責備徐達不多殺人：“吳王令旨，說與總兵官徐達，攻破高郵之時，城中殺死小軍數(shù)多，頭目不曾殺一名。今軍到淮安，若系便降，系是泗州頭目青旖黃旗招誘之力，不是你的功勞。如是三月已里，淮安未下，你不殺人的緣故，自說將來！依奉施行者。”吳元年（1367年）十月二十四日因為俘虜越獄逃跑，又下令軍前：“今后就近獲到寇軍及首目人等，不須解來，就于軍中典刑。”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說與大將軍知道：止是就陣得的人，及陣敗來降的王保保頭目，都休留他一個，也殺了。止留小軍兒，就將去打西蜀了后，就留些守西蜀便了。”則不但俘虜，連投降的頭目也一概殘殺了。

有一道令旨是關于整飭軍紀的，說明了這一舉措的軍事理由。時間是龍鳳十二年（1366年）三月：“（張軍）男子之妻多在高郵被擄，總兵官為甚不肯給親完聚發(fā)來？這個比殺人那（哪）個重？當城破之日，將頭目軍人一概殺了，倒無可論。擄了妻子，發(fā)將精漢來，我這里賠了衣糧，又費關防，養(yǎng)不住。殺了男兒，擄了妻小，敵人知道，豈不抗拒？星夜教馮副使（勝）去軍前，但有指揮千戶百戶及總兵官的伴當，擄了婦女的，割將首級來。總兵官的罪過，回來時與他說話。依奉施行者。”男子指的是張士誠的部隊，被擄是指的被朱元璋自己的部隊所擄。把俘虜?shù)钠夼畵屃耍头攣恚B(yǎng)不住，白賠糧食，白費事看守。擄了婦女，殺了俘虜，敵人知道了，當然會頑強抵抗。為了這個道理，朱元璋只好派特使去整頓軍風紀了。

大規(guī)模丈量土地和普查人口

經(jīng)過二十幾年的實際教育，在流浪生活中，在軍營里，在作戰(zhàn)時，在后方，隨處學習，隨時訓練自己，更事事聽人勸告，征求專家的意見，朱元璋在中國歷史上，不僅是一個偉大的軍事統(tǒng)帥，也是一個成功的政治家。

他的政治才能，表現(xiàn)在他所奠定的帝國規(guī)模上。

在紅軍初起時，標榜復宋，韓林兒詐稱是宋徽宗的子孫，暫時固然可以產(chǎn)生政治的刺激作用，可是這時距宋朝滅亡已經(jīng)九十年了，宋朝的遺民故老死亡已盡，九十年后的人民對歷史上的皇帝，對一個被屈辱的家族，并不感覺到親切、懷念、依戀。況且，韓家父子是著名的白蓮教世家，突然變成趙家子孫，誰都知道是冒牌，即便真的宋氏子孫都不見得有人理會，何況是假貨？到朱元璋北伐時，嚴正地提出民族獨立自主的新號召，漢人應該由漢人自己治理，應該用自己的方式生活，保存原有的文化系統(tǒng)，這一嶄新的主張，博得全民族的熱烈擁護，瓦解了元朝治下漢官、漢兵的敵對心理。在檄文中，更進一步提出，蒙古、色目人只要歸入這文化系統(tǒng)，就一體保護，就把他們當作皇朝的子民。這一舉措，不但降低了敵人的抵抗掙扎行為，而且吸引過來一部分敵人，化敵為友。到開國以后，這革命主張仍然被尊重為國策，對于參加華族文化集團的外族，毫不歧視。蒙古、色目的官吏和漢人同樣登用，在朝廷有做到尚書侍郎大官的，地方做知府、知縣，一樣臨民辦事。在軍隊里更多，甚至在親軍中也有蒙古軍隊和軍官。這些人都由政府編置勘合（合同文書），給賜姓名，和漢人毫無分別。婚姻則制定法令，準許和漢人通婚，務要兩廂情愿，如漢人不愿，許其同類自相嫁娶。這樣，蒙古、色目人陶育融冶，幾代以后，都同化為中華民族的成員了。內中有十幾家軍人世家，替明朝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對于塞外的外族，則繼承元朝的撫育政策，告訴他們新朝仍和前朝一樣，盡保護提攜的責任，各安生理，不要害怕。

相反的，卻下詔書恢復人民的衣冠如唐朝的式樣，蒙古人留下的習俗，辮發(fā)椎髻胡服——男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胡語、胡姓一切禁止。蒙古俗喪葬作樂娛尸，禮儀官品坐位都以右手為尊貴，也逐一改正。復漢官之威儀，參酌古代禮經(jīng)和事實需要，規(guī)定了各階層的生活、服用、房舍、輿從種種規(guī)范和標準，使人民有所遵守。

紅軍之起，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實現(xiàn)經(jīng)濟的、政治的、民族的地位平等。在政治和民族方面說，大明帝國的建立已經(jīng)完全達到目的，過去的被歧視情形，不再存在了。可是，在經(jīng)濟方面，雖然推翻了外族對漢族的剝削特權，但是，就中華民族本身而言，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特權，并沒有因為政權的改變而有所改變。

元末的農民，大部分參加紅軍，破壞舊秩序，舊的統(tǒng)治機構。地主的利益恰好相反，他們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chǎn)，就不能不維持舊秩序，就不能不擁護舊政權。在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地主們用全力來組織私軍，稱為“民軍”或“義軍”，建立堡砦，抵抗農民的襲擊。這一集團的組成分子，包括現(xiàn)任和退休的官吏、鄉(xiāng)紳、儒生和軍人，總之，都是豐衣足食的地主階層人物。這些人受過教育，有智識，有組織能力，在地方有號召的威望。雖然各地方的地主各自作戰(zhàn)，沒有統(tǒng)一的指揮和作戰(zhàn)計劃，戰(zhàn)斗力量也有大小強弱之不同，卻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一股比元朝軍隊更為壯大、更為頑強的力量。他們絕不能向紅軍妥協(xié)，也不和打家劫舍的草寇、割據(jù)一隅的群雄合作。可是，等到有一個新政權建立，而這一個新政權有足夠的力量，保護地主利益，維持地方秩序的時候，他們也就毫不猶豫地擁戴這一屬于他們自己的新政權了。同時，新朝廷的一批新興貴族、官僚，也因勞績獲得大量土地，成為新的地主（洪武四年十月的公侯佃戶統(tǒng)計，六國公二十八侯，凡佃戶三萬八千一百九十四戶）。新政府對這兩種地主的利益，是不敢，也不能不特別尊重的。這樣，農民的生活問題，農民的困苦，就被擱在一邊，無人理睬了。

朱元璋和他的大部分臣僚都是農民出身，過去都曾親身受過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但在革命的過程中，本身的武裝力量不夠強大，眼看著小明王是被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和孛羅帖木兒兩支地主軍打垮了的，為了要成事業(yè)，不能不低頭賠小心，爭取地主們的人力、財力的支持。又恨又怕，在朱元璋的心里，造成了微妙的矛盾的敵對心理，產(chǎn)生了對舊地主的兩面政策。正面是利用有學識、有社會聲望的地主，任命為各級官吏和民間征收租糧的政府代理人，建立他的官僚機構。原來經(jīng)過元末多年的內戰(zhàn)，學校停頓，人才缺乏，將軍們會打仗，可不會做辦文墨的事務官。有些讀書人，怕朱元璋的殘暴、侮辱，百般逃避，抵死不肯做官，雖是立了“士人不為君用”就要殺頭的條款，還是逼不出夠用的人才。無可奈何，只好揀一批合用的地主，叫作“稅戶人才”，用作地方縣令長、知州知府、布政使，以至朝廷的九卿。另外，以為地主熟悉地方情形，收糧和運糧都比地方官經(jīng)手方便省事，而且，可以省去一層中飽。規(guī)定每一個收糧萬石的地方，派納糧最多的大地主四人做糧長，管理本區(qū)的租糧收運。這樣，舊地主做官、做糧長，加上新貴族新官僚新地主，構成了新的統(tǒng)治集團。反面則用殘酷的手段，消除不肯合作的舊地主，一種慣用的方法是強迫遷徙，使地主離開他的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師（南京）、山東、山西等處，釜底抽薪，根本削除了他們在地方的勢力。其次是用苛刑誅滅，假借種種政治案件，株連牽及，一網(wǎng)打盡，滅門抄家，洪武朝的幾樁大案如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屠殺了幾萬家。甚至地方的一個皂隸的逃亡，就屠殺抄沒了幾百家，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公布這案子說：“民之頑者，莫甚于溧陽、廣德、建平、宜興、安吉、長興、歸安、德清、崇德、蔣士魯?shù)热倨邞簟Ｇ胰缗烁幌典嚓柨h皂隸，教唆官長貪贓枉法，自己挾勢持權，科民荊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陽節(jié)次遞送至崇德豪民趙真勝奴家。追者回奏，將豪民趙真勝奴并二百余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jié)次遞送者一百七十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豪民盡皆誅戮，抄沒的田產(chǎn)當然歸官，再由皇帝賞賜給新貴族新官僚，用屠殺的手段加速改變土地的持有人。據(jù)可信的史料記載，三十多年中，浙東、浙西的故家巨室?guī)缀醯搅吮幻C清的地步。

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財力和人力的充分運用，朱元璋用二十年的工夫，大規(guī)模舉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六百年來若干朝代若干政治家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算是劃時代地完成了。丈量土地的目的，是因為過去六百年沒有實地調查，土地簿籍和實際情形完全不符合，而且連不符合的簿籍大部分都已喪失，半數(shù)以上的土地不在簿籍上，為逃避政府租稅，半數(shù)的土地面積和負擔輕重不一樣，極不公平。地主的負擔轉嫁給貧農，土地越多的交租越少，土地越少的交租越多，由之，富的愈富，窮的更窮。經(jīng)過實際丈量以后，使所有過去逃稅的土地都登記完糧。全國土地，記載田畝面積方圓，編列字號，和田主姓名，制成文冊，名為“魚鱗圖冊”，政府據(jù)以定賦稅標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國水田總數(shù)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夏秋二稅收麥四百七十余萬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余萬石，和元代全國歲入糧數(shù)一千二百十一萬四千七百八石比較，增加了一倍半。

根據(jù)人口普查的結果，編定了賦役黃冊，把戶口編成里甲，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的地主十戶做里長，余百戶為十甲，每甲十戶，設一甲首，每年以里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之事，先后次序還是根據(jù)丁糧多少，每甲輪值一年，十甲在十年內先后輪流為政府服義務勞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的休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糧增減重新編定黃冊，使之合于實際。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統(tǒng)計，全國有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六百八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比之元朝極盛時期世祖時代的戶口，戶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口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戶增加了三百四十萬，口增加了七百萬。

朝廷表面上派大批官吏，核實全國田土，定其賦稅，詳細記載原坂、墳衍、下隰、沃瘠、沙鹵的區(qū)別，凡置賣田土，必須到官府登記稅糧科則，免去貧民產(chǎn)去稅存的弊端。十年一次的勞役，輪流休息，似乎是替一般窮人著想的。其實，窮人是得不到好處的，因為執(zhí)行丈量的是地主，征收租糧的還是地主，里長甲首依然是地主，地主是絕不會照顧小自耕農和佃農的利益的。其次，愈是大地主，愈有機會讓子弟受到教育，通過科舉成為官僚紳士，官僚紳士享有非法的逃避租稅，合法的免役之權。前一例子，朱元璋說得很明白：“民間灑派包荒詭寄移丘換段，這等俱是奸頑豪富之家，將次沒福受用財富田產(chǎn)，以自己科差灑派細民。境內本無積年荒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污吏，及造冊書算人等，當科糧之際，作包荒名色，征納小戶。書算手受財，將田灑派，移丘換段，作詭寄名色，以此靠損小民。”后一例子，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告訴中書省官員：“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zhí)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人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不但見任官，鄉(xiāng)紳也享受這特權，洪武十二年（1379年）又著令：“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xiāng)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連在學的學生，生員之家，除本身外，戶內也優(yōu)免二丁差役。這樣，見任官、鄉(xiāng)紳、生員都逃避租稅，豁免差役、完糧當差的義務，便完全落在自耕農和貧農的身上了，他們不但出自己的一份兒，連官僚紳士地主的一份兒，也得一并承當下來。統(tǒng)治集團所享受的特權，造成了更激烈的加速度的兼并，土地愈集中，人民的負擔愈重，生活愈困苦。這負擔據(jù)朱元璋說是“分”，即應盡的義務，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令戶部出榜曉諭兩浙江西之民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不然呢？“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應該像“中原之民，惟知應役輸稅，無負官府”。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風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

里甲的組織，除了精密動員人力以外，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布置全國性的特務網(wǎng)，嚴密監(jiān)視并逮捕危害統(tǒng)治的人物。

用“路引”限制百姓流動

朱元璋發(fā)展了古代的傳、過所、公憑這一套制度，制定了“路引”（通行證或身份證）。法律規(guī)定：“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即驗文引。如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天下要沖去處，設立巡檢司，專一盤詰往來奸細及販賣私鹽犯人逃囚，無引面生可疑之人。”處刑的辦法：“凡無文引私度關津者杖八十；若關不由門，津不由渡而越度者杖九十；若越度緣邊關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境者絞。”軍民的分別：“若軍民出百里之外不給引者，軍以逃軍論，民以私度關津論。”這制度把人民的行動范圍，用無形的銅墻鐵壁嚴密圈禁。路引是要向地方官請領的，請不到的，便被禁錮在生長的土地上，行動不能出百里之外。

要鉗制監(jiān)視全國人民，光靠巡檢司是不夠的，里甲于是被賦予了輔助巡檢司的任務。朱元璋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手令“要人民互相知丁”，知丁是監(jiān)視的意思：“誥出，凡民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yè)，俱在里甲，縣府州務必周知，市村絕不許有逸夫。若或異四業(yè)而從釋道者，戶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余皆四業(yè)，必然有效。一，知丁之法，某民丁幾，受農業(yè)者幾，受士業(yè)者幾，受工業(yè)者幾，受商業(yè)者幾。且欲士者志于士，進學之時，師友某代，習有所在，非社學則入縣學，非縣必州府之學，此其所以知士丁之所在。已成之士為未成士之師，鄰里必知生徒之所在，庶幾出入可驗，無異為也。一，農業(yè)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一，專工之業(yè)，遠行則引明所在，用工州里，往必知方，巨細作為，鄰里采知，巨者歸遲，細者歸疾，出入不難見也。一，商本有巨微，貨有重輕，所趨遠近水陸，明于引間，歸期艱限其業(yè)，鄰里務必周知，若或經(jīng)年無信，二載不歸，鄰里當覺（報告）之詢故。本戶若或托商在外非為，鄰里勿干。”“逸夫”指的是無業(yè)的危險分子，如不執(zhí)行這命令：“一里之間，百戶之內，仍有逸夫，里甲坐視，鄰里親戚不拿，其逸夫或于公門中，或在市閭里，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夫處死，里甲四鄰化外之遷，的不虛示。”又說：“此誥一出，自京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務必從容驗丁。市井人民，舍客之際，辨人生理，驗人引目，生理是其本業(yè)，引目相符而無異，猶恐托業(yè)為名，暗有他為。雖然業(yè)與引合，又識重輕巨微貴賤，倘有輕重不論，所赍微細，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異為，非為，他為，他故，都是法律術語，即不軌、不法的意思。前一手令是里甲鄰里的連坐法，后一手令是旅館檢查規(guī)程，再三叮嚀訓示，把里甲和路引制度關聯(lián)成為一體，不但圈禁人民在百里內，而且用法律、手令，強迫每一個人都成為政府的代表，執(zhí)行調查、監(jiān)視、告密、訪問、逮捕的使命。